從眾「聲」紛紜的野草莓，到終歸「正軌」的青盟？
@林奕志 政大社會所博士生
去年年中開始的一波波反媒體壟斷的運動，作為一個就原則上支持反媒體壟斷的旁觀者，與許多人相同，總是忍不住將這個運動與野草莓運動（註1）比較。以「人」來說，反壟斷運動的參與者－－最少就檯面上可被指認出來的，幾乎全都深度參與過野草莓運動。而反媒體壟斷運動本身的組織模式，甚至運動的方向，也幾乎是以一種在與野草莓對話的方式進行。
包含筆者自己在內，有不少人曾經以此在網路上發表過一些論點。但還未曾看到較完整的比較。以同時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觀察者與參與者，筆者認為在台灣社會運動史上，這兩個運動終將無可避免的被拿出來比較，或許也可能是台灣社會運動再次分家的重要事件。
兩場運動的「中國因素」
「中國因素」這個詞，在去年反壟斷運動進入高潮後，被運動者高舉出來，成了去年社運圈的熱門話題，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更宣稱2012年為「中國因素元年」。但若以吳的原則式定義「中國政府侵蝕台灣民主的作用力」來說，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也會是一場不折不扣因「中國因素」而起的社會運動。當時馬英九政府因應海協會長陳雲林首次來台訪問，佈下大批警力保護陳雲林來台的行程，期間不僅為了防範民眾接近陳雲林導致數起警察執法過當導致民眾受傷的例子，甚至發生了警察毀損國旗的事件。
當時馬英九政府顯然為了陳雲林來台，調整了對一般民眾的執法態度。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將這樣的反應連結到中國統治中心的「命令」－－如同我們不能任意將旺中集團內部的自我審查直接連結自中國官方，但絕對是因應中國統治集團施加台灣的正式／非正式力量導致的結果。
就這樣的脈絡來處理，中國因素早已存在，甚至如果拿掉不知為何的「侵蝕台灣民主」說法，我們幾乎難以指認中國因素的起始。一般的詮釋是，台灣在1990年代走向政治上的形式民主。可難道「中國因素」是因應「台灣民主」而起，而台灣民主化早於中國因素嗎？吳式定義的中國因素，似乎錯置了先後順序：中國因素早在台灣民主化之前就已存在，反之則否。
事實上，因為種種歷史因素，無論是冷戰的延伸、國共內戰的延續、舊中國的領土想像等，中國企圖統一／收復台灣從來就不是新聞。先不論日治時代之前，光是國民政府於1949年撤退至台灣後，中共無論軍事上或外交上，都不曾停止對台灣的威脅恐嚇。2008年引發野草莓運動的原因，與2012年引發反媒體壟斷運動的起因，如何能簡單劃分為中國因素／非中國因素？又如何能如此大張旗鼓地宣稱2012為中國因素元年？若欲回答這問題，可能得回到野草莓與反媒體壟斷運動的比較中尋找脈絡。
眾「聲」紛紜的野草莓
2008年野草莓運動剛開始時，是台大社會系李明璁老師為首，以及少數有組織經驗的學生（部分台大學生會與濁水溪社的成員等）一同發起。由於運動擴張的速度遠超過發起人的預期，且群眾們當時對於擁有「權力核心」這類組織有著根本上的不信任，所以一開始發起的類似核心群體在提出模糊的組織運作模式後很快退位，當時若有稱得上是組織的架構，頂多是依靠不斷輪替的行政團隊，以及幾乎做不成決議的審議式民主流水席大會。（註2）
當時絕大多數的參與者，對於剛結束執政的民進黨抱持著高度不信任，對於政黨勢力的介入也異常敏感到幾乎神經質的地步。當運動開始的前兩天，還在行政院門前集結時，民進黨曾「邀請」運動者前往民進黨合法申請的場地，但卻被現場的群眾以絕對多數對0票否決。期間也曾發生民進黨政治人物如林佳龍想上台發言被趕下台的事件。雖然此運動不斷被部分媒體質疑其政治立場，甚至筆者作為參與者的親身觀察，確實有多方的力量不斷試圖介入運動－－從既有的獨派團體，到社運圈的工運團體，其中也有部分組織的成員直接參與運動－－但自始至終，都沒有被任何特定團體綁架。
由於群眾對權力集中異常的敏感，也拒絕推舉出讓外界足以簡單辨識的「人頭」（如當時發言人之一所述，為了避免鎂光燈集中於少數人，不斷地更換發言人），於是，實際上的情況是，雖然流水席審議式民主幾乎無法做出決策，使運動沒辦法對狀況做出靈活的反應，但同時也使得運動無從被某一小撮人所把持。當時的野草莓運動，並沒有發生Jo Freeman所謂的「無架構暴政」的情形，同時也沒有「運動明星」的產生。相較於過去的與學生關聯密切的社會運動，以及現在正在進行的反媒體壟斷運動，野草莓運動在這層意義上，可說是少見真正屬於「參與者」，而非少數運動明星的運動（註3）。
野草莓中的台灣民族主義
除了政黨潔癖，野草莓參與者也不歡迎以民族主義為主軸的運動方向。雖然運動吸引到的參與者以及外圍支持者，有不少是帶著台灣民族主義的熱情而來，但運動卻排斥這樣的訴求。以議題順序來說，雖然部分參與者希望將損毀國旗等喪權辱國等行為的政治責任作為訴求主軸，輔以修改集會遊行法的人權議題。但運動群眾最終選擇的是以修改集會遊行法為主，輔以執法過當的政治責任訴求為輔的運動方向。這樣的運動方向，也使得部分抱著實踐民族主義理想的參與者失望退出。
反媒體壟斷運動的組織與民族主義
到了2012年，因旺中集團的惡行引發的反媒體壟斷運動，雖然如前所述，幾乎所有可見的主要參與者，都曾參與過野草莓運動，但從他們所組成的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以下簡稱青盟）所進行的公開活動，以及對外公開的文宣中，可清楚看出他們對於野草莓拒絕有核心的組織組織、拒絕政黨、也拒絕民族主義的「潔癖」運動模式的無法認同。對此他們組成了所謂的「12人」的核心小組，號稱以成為「歷史的殘餘」（註4）為目標執行他們所提出的「邊界明確的多層次賦權民主」機制。當然，就實務上的狀況，目前的運動還是由12人的核心小組所主導，而且距離成為「歷史的殘餘」恐怕還很遠。
青盟透過對野草莓運動的檢討，選擇了一開始將決策權攬在少數核心群體的運動模式。這確實讓青盟對議題的反應相較野草莓要靈活許多，同時也使得過去被野草莓運動過於謹慎對待的民族主義議題浮上了檯面。但弔詭的是，青盟卻也不正面承認其對民族主義軸線，而是以指認實際上與「媒體壟斷」無法直接關聯的「中國因素」來引渡民族主義議題。這樣的做法引起許多爭議，主要在於青盟到底是將典型左派的反「資本壟斷媒體」擺在前面，亦或是將用來引渡民族主義的「反中國因素」或「反中國資本」擺在前。
就典型左派的立場來說，這答案再明確不過：媒體的壟斷，與其他產業的壟斷並無二致，問題皆在於資本主義追求壟斷才能獲利的運作模式，以及對所謂「自由市場」的追求所導致。而所謂的「中國因素」或「中國資本」，自然是透過這樣的模式達到壟斷台灣媒體的目標。要追求媒體的自由，首要切斷的是媒體受資本箝制的運作模式，這不僅可避免媒體的壟斷，也同時可以避免中國資金，以及所謂中國因素入侵台灣媒體。
但青盟就看來並不是這樣思考的。青盟雖然將反資本壟斷媒體「並列」為運動目標，但實際上著力最深的，還是打著「反中國因素」的民族主義。就理論上來說，這兩個目標雖然可以並陳，但絕對無法用同樣的順位進行的。如果只反中國資本，卻不反台灣資本、或是其他透過資本進入媒體的政治力量，那這運動所照顧到的只會是台灣反中國的民族主義意識；而如果能夠透過防止資本壟斷達到防止媒體壟斷時，又何須擔憂「中國因素」壟斷台灣媒體？
就這樣的分析來看，青盟已經跳出對權力集中組織模式的畏懼，並透過明確的核心領導不再逃避民族主義議題（雖然還是以「中國因素」來反向論證）。只是這方向似乎與名為「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宗旨有所偏離。就企圖上，這比較接近一場包裹反媒體壟斷訴求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就組織形式的設計上，則是為了避免重蹈野草莓運動無法聚焦民族主義的覆轍，選擇在第一時間成立權力核心進行對議題的主導。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透過對野草莓運動與現階段的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分析，我們可以明確的看出兩種不同的路線與軸線。一是企圖檢討資本主義運作模式的左派路線，一是將反中國因素做為優先的民族主義路線。這並不是說，運動中可簡單分為這兩派人馬，絕大多數的群眾並不是那麼清楚的選邊站的。但對問題最終的理解，卻會導致運動策略決定性的差異。其中相當關鍵的一點，恐怕是對台面上兩大政黨態度的差異。對大多數的左派而言，這兩個政黨都是資本家所掌控的政黨，也各自以資本的力量介入媒體。所以若要談反媒體壟斷，除非兩黨以行動表達其支持立場，否則難也難以在戰略上與其合作。但對對抱持著台灣民族主義熱情的運動者而言，民進黨無論如何都是更為親近的對象－－即使他們也同樣透過資本掌控媒體。民進黨也深知這點，所以勢必會在「反中國因素」上與青盟合作，但也僅止於此。
我認為，從民進黨對資本家的親近態度來看，即使它還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可想像的對象，但絕對不可能是台灣的左派寄望的可能。青盟雖然訴求上同時反對中國因素與資本壟斷媒體，但就目前的狀況看來，青盟的權力核心對「中國因素」的重視，恐怕遠勝於資本壟斷。即使不需要直接將其歸類於台灣民族主義的路線，恐怕也無法將其視為典型反資本壟斷的左派運動。筆者認為，青盟還是將其核心目標順位擺清楚，不用與反資本壟斷式的反媒體壟斷糾纏不清，直指其民族主義主戰場，或許會來得更清爽。
而若已理解青盟主戰順位而無法認同的其他人，不如就自闢反資本壟斷的戰場，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吧。台灣的進步力量陷在左派與獨派的泥淖中已經太久，選好自己的戰鬥位置，然後，合作也好，鬥爭也好，用不著把本質矛盾的議題放在一起大鍋炒。讓台灣人民看清楚自己選擇的是甚麼，也才能最終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註1：筆者參與的野草莓為台北野草莓場，所做的觀察主要也以台北野草莓為主，有時無法對應至野草莓不同區域的活動，特此聲明。
註2：有人將這樣的模式稱為「無領導的民主行動群」（蕭遠，2011）。
註3：避免再次落入運動明星的口水戰，在此聲明這樣的詮釋並非意指運動明星想要「擁有」運動，而是指出運動的話語權自然會集中到少數運動明星身上的現象。
註4：12人在「邊界明確的多層次賦權民主」的機制運作成熟之後，會自然被取代而成為「歷史的殘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