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社會遺毒]

我覺得台灣對東南亞外勞/外傭的歧視，可以分成最少兩種論點來看。一是洛書在這裡https://www.facebook.com/limitroy/posts/610260282326143
所指稱的台灣人不將人作人。這是其一。不過我認為還有另一個可能性。而且我覺得這與移民社會其實沒有太大關係。反倒比較有可能是封建遺毒。

華人社會歷史以來都是階級社會，這個社會原本就對「人」有分階級。即使把其他人當作人，還是有上人跟下人的差別，更不用說有所謂的「藩夷」這種東西。歷史上，華人世界從來沒有「人生而平等」這種觀念。我們的觀念中，「人」這種東西，本來就有所謂的高下之分的。這在國家形式上脫離封建進入所謂「民國」之後，也沒有決定性的改變。即使在台灣，經過了傳說中的解嚴、政治形式民主化的過程，這種觀念還是完全沒有進入大多數的腦袋裡。所以我們原本就覺得「下人」不應該與我們擁有相同的權利，「番人」基本上也是。就現階段來說，所謂的「外勞」或「外傭」，剛好在這兩點上都符合了「應該」受到差別待遇的位置，所以這歧視，根本就是近乎原生的。

如果就我的觀點來說，其實台灣人是很務實的，雖然在觀念中我們還是華人中心主義，將所有的外國都視為「番邦」，不管是美國或是東南亞。但我們很清楚美國的強大與東南亞的相對弱小。所以即使我們同樣看不起他們，或不認為他們能夠與我們擁有相同的權利，可是我們卻因為知道利害關係而會對美國人友善。

而對外勞／外傭的歧視，不過是深藏在我們意識的理所當然罷了。

月球背面的黑暗面

關於今日終於塵埃落定的立報記者便當事件，我有一個比喻想說。

村上春樹雖然是日本文學家，但跟他前一代作家如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以及最著名的「失格者」太宰治的生活風格相當的不同。日本作家給大眾的刻板印象經常是：頹廢、厭世、放蕩不羈、肉體與精神的墮落。好似要藉由這些墮落才能誘發出甚麼文學的創造性。

但村上生活作息卻如教科書般規律，三十年長跑如一日，不菸，酒也只酌量。他經常被驚訝的問起為何與眾人們「印象」中的作家有如此大的差別，為何如此的「健康」？他是這樣回答的：

「寫小說是不健康的作業，在寫小說的時後，無論如何都必須把人性中根本存在的毒素挖出表面，作家必須向這毒素正面挑戰」。而「要處理不健康的東西，人必須儘量健康才行」。

如果我們要對抗的，是類似人類的「惡的集合」的東西，是如「月球背面般黑暗」的人性黑暗面，那麼，我們也不應該使用不健康的方式來面對。不健康的方式只會削弱我們原本想用來對抗黑暗面的力量，甚而加深了那黑暗。更何況，如果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對抗人性的黑暗，會不會到了最後，我們需要對抗的，其實是我們自己呢？




不過我還是要說。並不因為用來對抗人性黑暗面的，是不健康的方式，人性的「惡的集合」－－就這個案子來說，就是台灣社會根本不自覺、直到現在都自我感覺良好的強烈種族歧視意識－－就不再黑暗了。

其實是更加黑暗。



2013.5.22

丟臉的台灣人

近日菲律賓公務船攻擊台灣漁民造成死傷，導致台灣人民群情激憤，對在台菲人喊殺喊打。台灣政府更祭出罕有之強硬外交手段，要求菲律賓官方道歉與負責。

這使我不禁想到不過兩年前的劉珊珊事件，本國外交官虐待並合約詐欺菲律賓外傭，還因此在美被起訴並收押。雖然劉珊珊事件並沒有鬧出人命，但台灣幾乎是用整個外交體系在護航並正當化劉珊珊的虐傭舉動，且劉珊珊回國後在台灣司法體系的刻意縱容下，草率地被判定無罪，這幾乎代表劉珊珊的虐傭行為是由中華民國官方所背書的「正當」甚至是「公務行為」。這是對菲人是何等的奇恥大辱，但菲律賓草菅人命的官方幾乎沒有發聲，而台灣也只關切我國外交人員是否有完整外交豁免權，僅有少數民間團體對劉珊珊做出譴責。

我對於台灣人對待自己人和他人的標準，有如此大的差異實在感到痛心。我們經常高喊的人權普世價值，似乎只適用在台灣自己人以及比我們「高級」(一般來說是白人跟日本人)的人種身上，只要超出了這個範圍，甚麼人權，甚麼普世價值，通通都忘得一乾二淨。而更令人痛心的是有人還因為台灣人的這種情緒感到開心，甚至認為認為這種純粹的民族主義情緒能轉化成台灣獨立建國的助力。真是墮落到令人啞口無言。

馬英九最常被拿出來訕笑的「功績」之一即是他視原住民為「非人」的名言：我把你們當人看。但台灣人這種集體「將菲人作非人」的行為，又與馬英九何異？事實上我們嘲笑的馬英九，正是典型的台灣人，就是生活中的你我。有這樣的台灣人，我們要怎麼說光榮地說出我是台灣人？而這樣建立起來的新台灣國，又有何意義？

下賤的高層與高貴的底層？

最近與某位做社運的朋友朋友聊天，她提到自己在幫助某個底層階級的勞工，並試圖與這位底層勞工建立友好關係。但因為這位她想建立友好關係的勞工，最近有些舉動讓她有了戒心。而她對我提這事，是因為她對自己的這種懷疑與戒心覺得很羞恥。

為什麼會覺得羞恥呢？因為有時候，像我朋友這種願意去幫助所謂「底層」（先不要問我甚麼是底層，我不想回答中產階級存不存在這種麻煩問題）的人，都對所謂的「底層」有這樣的想像：他們是較純潔與高貴的，也較ㄧ般人更能展現的人性高貴的那一面。而能夠這樣，正因為他們是「底層」。

這種想像經常出現在社運場合，無論是實作或是論述上。君不見各式的運動宣傳，都會強調受到壓迫的底層人民如何困苦卻又展現高尚的人性。可說是一種社運圈的「政治正確」。我朋友之所以會對自己「懷疑」那位底層勞工感到羞恥，也正是因為這種「懷疑」違反了這種「底層人民較高貴」的政治正確：我怎麼可以懷疑高貴的底層人民？

但這樣的政治正確，其實是有問題，甚至是有些危險的。

我想願意投身社運的朋友都很清楚，我們在對抗的，原則上是種結構－－先不論這結構已經越來越不可見，而不是結構中的個人。例如我們並不是因為馬英九是馬英九、江宜樺是江宜樺而痛恨他們。我們會憤怒與對抗他們，是因為他們佔據結構中的重要位置，並透過這個位置所賦予他們的權力，作出壓迫人民的決定。但這並不是因為馬英九是馬英九，而是因為有這樣的結構讓他能做這決定。

所以，如果我說「並不是因為資本家是資本家，所以才會去剝削勞工，而是資本主義的系統讓資本家不得不剝削勞工」，我想大多數的人是會認同的。（當然資本家會有好資本家與壞資本家，但平均來說資本家都是壞的，我想是沒有疑義的。）

所以，如果我說，資本家並沒有比較下賤，而是資本主義造成他們不得不下賤；我們要對抗的並不是單一的資本家，而是背後的整個資本主義，相信各位也是會認同的。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又如何能做出「底層較為高貴」這樣的結論呢？事實上，如同我們經常說，底層之所以是底層，並不是因為他比較不努力，而是他受限於結構。他會落到底層，並不因為他的人比較卑賤，而是結構與環境所造成的。那麼，反過來說，底層也並不會因為他們是底層，所以就比較高貴。

我想我的這種提醒，可能會不小心傷害運動者的感情。但我還是要明白的指出，這種對底層不正確的「政治正確」想像，其實也是弱化底層的一種動作，這與我們的社會普遍歧視底層的舉動，埋藏著同樣危險的思維。

我們必須確認一件事情，就是：上層、中產或下層階級的人，在去掉結構之後，並沒有甚麼不同。在這樣的結構之下，把底層的人民放到結構的上位中，一樣會造成壓迫的結果。而我們之所以去幫助底層，是為了要透過這樣的幫助對抗結構的不公。確認這樣的立場，我們對他們的幫助才是有意義的，才不會落入一種處於高位的同情與施捨，那不過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意淫。

所以我告訴我的朋友，其實你並不需要因為對那位底層朋友的懷疑而感到羞恥，你應該感到羞恥的是你竟然會因為懷疑他而感到羞恥這件事本身。如果你真的覺得他與你沒有甚麼不同，你對他的懷疑，也不過是對一般其他人的懷疑罷了，根本無需感到羞恥。

正如同上層階級並不會因為他們處在那樣的結構位置而比較下賤一樣；底層人民並不會因為他們是底層，就比較高貴。我想我們得在意識上先打破底層人民較高貴的迷思，運動才會真正走向去結構化的不平等。否則我們在追逐的，也不過是較溫和與曲折的差別待遇罷了。

27小時後

過了27小時之後，我吃下第一口麵。花了比平常多兩倍的時間慢慢吃完這碗麵。

前天晚上為了準備昨天的報告，睡不足三小時，而原本要一同前往的朋友也因身體不適暫時中止加入絕食的計畫。可因為這是我對自己的承諾，而且，傳達心意的對象，有時不只是對方，還有我自己。所以我還是按照計畫前往。登記的時間是從晚上八點開始。

晚上看柏謙伯儀分享完青年貧窮化的觀察後，再晚點有幾位朋友來現場關心。到了半夜，現場認識的人都已經離開，可我的心情還有些躁動，沒辦法入睡。於是與現場幾位完全不認識的朋友們一起摺紙聊天。

其中有一位陪著守夜的，是關廠工人的女兒，她母親在棚內絕食，她在棚外幫忙守夜。我小心地問她說：家裡狀況還好嗎？她則直率地回答：「很糟，非常糟阿。剛好我爸媽最近都失業了，我也只在小七打工。可是他們（勞委會）還硬是要告我們。」我有些怕自己無法承受於是沒有問到最後。

好在是，現場的小朋友有不少都是各攤都跑的，從反媒體壟斷、王家、華光到苑裡，所以有很多共通的話題可以聊。比較令人訝異且高興的是，他們的年齡層意外的低，大多是大一大二的年紀，不免讓人有著年輕人真的開始關心起公共事務的希望心情。只不過，在這年紀，他們就已經收到不只一張的傳票的這件事，也實在有些令人不忍。

當晚睡得很不好。大概三點左右才躺進棚內，而到早上為止，都沒有真的睡著的感覺。除了地方不習慣之外，外面的車聲，少量的蚊子與跳蚤都意外的影響著我這平常只要沾到枕頭就睡著的人。就這樣非常淺眠到八點多，天亮了，昨晚在這聚集的年輕人大多散去，但我實在太累到幾乎沒辦法起床（也沒有起床的必要），於是躺著聽越來越吵雜的車聲，大概九點之後，終於幾乎像昏倒一樣昏睡過去。醒來之後大約在中午前，但因為實在沒有起床的必要，我只起來喝水與上廁所之後，又躺著睡睡醒醒。

可能因為生理時鐘有些混亂，我大概在下午兩點過後，才開始感到飢餓，但並不強烈，只是會感覺到腸道頻繁的蠕動，乞求著食物。我一面抱著飢餓感一面時而昏睡時而起來看現場的狀況。期間兩三位朋友前來，也與他們聊了一陣。到了四五點，饑餓感逐漸增強，腹部開始有些緊縮與微些的刺痛，但都沒有非常強烈，有感覺到胃正在無謂的分泌胃酸，而不斷緊縮的腸與胃讓我覺得似乎有甚麼正在把我這個人由內緩慢的掏空。而且無論喝再多水都還是覺得口渴。

快滿24小時時，晚會也開始，我於是站起來走出帳篷看了一陣子晚會，發現自己的腳步有些軟弱。快八點時，一位從頭絕食到現在已超過140小時的關廠工人大姊，因為醫療小組害怕有糖尿病的她繼續下去會導致腎功能衰竭，而強迫她中止絕食。大姊在台上憤恨地說著我可不怕死，下次一定會跟他拚到底，一邊宣布中止絕食，而一同在台上的戰友們為她唱著改編的望春風，送她上救護車的場景，讓我又紅了眼眶。

小心騎著車回到宿舍，慢慢地開始吃第一口麵時，離上次進食，大約27小時。才27小時，我就覺得整個人有些虛脫，爬上宿舍四樓時感覺有些吃力。一整天只喝水的嘴，散發著一股胃中傳來的不舒服氣息。在那樣的地方是不可能好好休息的。那不只是暫時不吃東西那麼簡單而已，是明明白白的自殘行為，是很確實的拿著自己的身體，自己的生命燃燒。

經過這27小時，我有些了解運動中絕食的意義－－最少對我的意義。那是一種人是否對他人的痛苦，還有著同理的一種考驗；是一種人是否還有做為人的資格的考驗。當某些人可以看著自己的同類，透過這些人的決定（請記住，不做決定本身就是一種決定），逐漸虛弱的邁向死亡，而不覺得這是自己蓋章的「死亡計畫」時，我實在必須很沉痛的對他們提出疑問與指控:你們，還有身為一個人的價值嗎？

而這就是我們的勞委會，我們的政府，面對台灣勞工的方式。我不能再說甚麼，只能像今天晚會的主持人，帶著現場的群眾，激動又無奈地對著空無一人的勞委會大樓喊著：

混蛋潘世偉！混蛋潘世偉！混蛋潘世偉！



混蛋潘世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