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是甚麼？它能做甚麼？它又應該做甚麼？」這三個看似簡單的問題，甚至可能在不同學科可以有近似標準答案的問題，在社會學卻是個極為困難的問題。甚至不誇張的說，自社會學伊始，這問題就爭論不休，而至今仍然如此。
因為我非社會學本科出身，一開始接觸社會學是被女性主義的傳播學者所啟發，當時因為她，我開始對性別議題產生了興趣。我從一開始的「女性主義者都是被害妄想症」進展到自以為是的「生理男的女性主義者」，而後了解女性主義最少在台灣又分為「婦權派」與「性權派」，並透過理解這對立的雙方立場來理解過去對女性主義的盲惡與盲愛。在瞭解性別議題的過程中，我也逐漸了解自己的興趣扣連著過去從來沒想過是甚麼的「社會學」這門學科，於是在大學畢業後再轉考社會學研究所。
在準備考試的補習班中（上次提過有個很好的補習班老師），我第一次了解馬克思的理論，猶記得第一次聽到馬克思的階級論述時的激動，讓我不禁有種「這次真的選對了系」的衝動感，但這樣的衝動很快就遇到了挑戰。
老師為了增進我們的讀書效率，指定我們組成讀書會互相閱讀與討論。當時同組的同學，有一位是已經甄試上研究所，但（反正費用都繳了）繼續來上課的準研究生。她是本科系畢業，已經在社會學打滾了好一陣子。某次，我們在討論「社會學是甚麼」這個剛入社會學門的學生第一個重大挑戰時，我提出了類似「社會學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存在」這樣符合當時我的心境與需求的答案時，她卻安靜也淡然的說：「社會學不是來解決問題的」。她在我的認知上算是我的學科前輩，她的說法對當時的我來說不啻是個重大的當頭棒喝。我忘了當時是怎麼繼續討論的，但她如此確實且篤定的回應，讓我第一次感受到社會學的複雜性。
後來我考入社會學研究所，並在其間加入了勞權團體，寫出學位論文，而後進入政黨工作又離開，回到學校繼續讀博士班。這段期間，對社會學的了解是深入了，從古典理論到現代理論，都有了或深或淺的認識，我確實不太能再如此輕易地說出「社會學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存在的」這樣的答案，我越進入這個學科，越能理解它的複雜性，原先社會學吸引我的那股實踐的動力，原本在初接觸社會學時大聲喊著的「實踐才是社會學」，在真正進入社會學領域之後，反而有些卻步。
在讀碩士時，我同時在勞權團體工作，當時有老師曾說我沒有把在勞權做事的經驗與自己的論文結合很可惜。但其實我正式進入社會學之後反而迷惘了，或許我已經可以回答「社會學是甚麼？」這個問題，而且還可以答出好多個漂亮的知識答案，但對我自己來說，社會學到底是甚麼？又應該是甚麼？反而不再那麼確定。我當時選擇的做法是Weber式的：將學術與政治分離。我將運動的經驗放置在運動領域當中，我也寫一些運動相關的倡議文章，但不是以社會學的角度，也不以社會學研究生的名義去讓人指認──即便這樣的被指認在許多場合都是「政治正確」的。
對我來說，Weber式的割離多少帶有逃避的意味，它代表著我還不能面對一開始問出的那三個環環相扣的問題──最少對我來說它無法回答「社會學應該做甚麼？」，而Weber式的作法是最簡單，卻也是最偷懶的：我將自己的運動經驗和社會學的學習割離，少有互相涉入，特別是在越重要的場合，越避免涉入──例如自己的學位論文。
接近無限透明的反身性
上禮拜曾老師在演講中提到Gillian Rose所提出的所謂「透明的反身性」（transparent
reflexivity），透過女性主義學者在人類學研究中與被研究者關係的反省，思索出這樣的概念。雖然它對作者（及講者）來說是指涉女性主義研究中的立場問題，但其實，這與我在社會學當中所遇到的問題，可說是如出一轍。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當中，秉持著研究者不該「介入」的倫理原則，不去干涉被研究對象的文化傳統，這樣的一種「反身性」，是否最終會使得研究者「透明化」，即使是研究者認為應該介入去改變的狀況，卻因為研究者所背負的倫理原則，失去了改變的能動性呢？
這與我在社會學當中遇到的困境是同樣的。當社會學擁有如此多元的詮釋，且最少有人確信「社會學並不是用來解決問題」，或是如Weber將學術與政治割離，並且尊重這些多元並陳的立場已是社會學界中不可打破的默契時；當我們不斷的反省再反省，不斷地去檢視自己是否有學術內的「預設立場」，並且經常必須遮掩自己的立場或努力使自己「value free」時，這種社會學最珍貴的「反身性」，是否最後會使得社會學成為一個「透明」的學科？使我們懼於表達立場？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的是，即便我們對「透明的反身性」有所批判，即使我們對詮釋社會學的超然有著不滿，但這樣「退一步看」的反身性，卻是我們在進行立場選擇的時候不可缺少的。
去年台灣的五月天樂團，發表了一曲名為《入陣曲》的作品，在歌詞與MV中明顯的表達了對政治現況以及對當時發生的苗栗大埔事件的批判，獲得許多的掌聲及稱讚，但在此時，我也有朋友撰文攻擊五月天，強調五月天長期為有血汗手機爭議的手機品牌HTC代言，缺乏作為搖滾歌手的道德良知，而這次的作品也不過是評估在市場上不會受損才敢發聲，基本上還是秉持著「革命是一門好生意」的原則在運作[1]。我認同朋友的批判，但也同時做出了提醒：
五月天今天確實直接進入了血汗手機的惡的循環，但是如果是一些處在邊緣地帶的行為，例如購買hTC手機的行為呢？我們該如何對這樣的行為自處？拒買？但是當生產的環節越見複雜，當我們的手機用的不是聯電就是德州儀器的CPU，在美國設計，在中國組裝。而且不是只有手機，全球化下的產業鏈，已經越來越少產品能避開這樣的環節。當這些壓迫的環節全部都扣連在一起的時候，我們該如何說自己的手不是髒的？……如果不試著找出一個適當的界線，或簡單來說，一個標準好了。那我們對五月天的批評，最終會反噬我們自己。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多重角色與身分，以及與惡的循環的牽連，終將使我們無所適從。
嚴格來說，這也是一種「透明的反身性」，但它的價值並不在於阻止表態，而是檢驗立場的確證性。或許在某個程度上或可類似Karl Popper的否証法。
而又如本學期我們所讀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中，Said對卡謬在阿爾及利亞獨立立場上的批判，認為卡謬將阿爾及利亞視為法國領土並反對其獨立，是對法國殖民傳統毫不批判的繼受與承傳。我在課堂上報告Said的論點時，老師卻也提出了質疑：「如果阿爾及利亞人能過得很好，那獨立與否是否真的那麼重要？」這對原本被Said說服的我來說，也是更進一步的思考。而且這疑問與我經常質疑民族主義者的想法是契合的。確實就我自己的觀點來看說，生活（特別是物質生活）本身的重要性是超過民族主義經常所著重的上層建築的，在這樣的前提之下，阿爾及利亞是否應該獨立，確實或許就沒有那麼簡單的答案。
只是這樣的思考卻有一個盲點：如果政權不願給一個地區獨立的權利的話，是否也可以去箝制這個地區的其他權利？所以最少保留獨立這個選項的權利，確實也成為了一個判斷人民權利的重要指標。
但這也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如Said般批判卡謬身為阿爾及利亞人卻不知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對殖民母國懷有情感認同的作法。最終來說，我們對卡謬的檢視，應該停留在他是否對殖民母國壓榨殖民地所有批判，而不能那麼簡單的以他是否支持獨立作為判准。
接近無限透明，但並不是透明的
無論是類Karl Popper的否証論，或是透過辯證進一步釐清問題的所在。社會學並不是用來証成我們的立場的工具，而是檢驗我們的立場的步驟。社會學並不是拋卻立場的虛無主義，這是無論哪個社會學者都會否認的：其實我們經常對事務的立場有類似的共識，這共識或許不是針對單一議題的立場，而是對於立場檢驗的方式。我們不否認立場本身，也不否認自己可能帶有預設，但求的是一個可能可以「共量」的方法論。
在相當程度上，這仍是接近「透明」的，但這個接近透明中可能不透明的，可能就是藏在這個方法中的預設吧。可能如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中的四個原則所蘊藏著的對人性期待的立場。我必須坦承這依舊是天真的，但我也相信這接近社會學的精神。社會學的反身性，經常性地──幾乎是宿命性的──導致社會學接近無限透明，但無論如何，社會學不會是透明的。
最少我是這麼認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