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球背面的黑暗面

關於今日終於塵埃落定的立報記者便當事件，我有一個比喻想說。

村上春樹雖然是日本文學家，但跟他前一代作家如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以及最著名的「失格者」太宰治的生活風格相當的不同。日本作家給大眾的刻板印象經常是：頹廢、厭世、放蕩不羈、肉體與精神的墮落。好似要藉由這些墮落才能誘發出甚麼文學的創造性。

但村上生活作息卻如教科書般規律，三十年長跑如一日，不菸，酒也只酌量。他經常被驚訝的問起為何與眾人們「印象」中的作家有如此大的差別，為何如此的「健康」？他是這樣回答的：

「寫小說是不健康的作業，在寫小說的時後，無論如何都必須把人性中根本存在的毒素挖出表面，作家必須向這毒素正面挑戰」。而「要處理不健康的東西，人必須儘量健康才行」。

如果我們要對抗的，是類似人類的「惡的集合」的東西，是如「月球背面般黑暗」的人性黑暗面，那麼，我們也不應該使用不健康的方式來面對。不健康的方式只會削弱我們原本想用來對抗黑暗面的力量，甚而加深了那黑暗。更何況，如果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對抗人性的黑暗，會不會到了最後，我們需要對抗的，其實是我們自己呢？




不過我還是要說。並不因為用來對抗人性黑暗面的，是不健康的方式，人性的「惡的集合」－－就這個案子來說，就是台灣社會根本不自覺、直到現在都自我感覺良好的強烈種族歧視意識－－就不再黑暗了。

其實是更加黑暗。



2013.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