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與某位做社運的朋友朋友聊天,她提到自己在幫助某個底層階級的勞工,並試圖與這位底層勞工建立友好關係。但因為這位她想建立友好關係的勞工,最近有些舉動讓她有了戒心。而她對我提這事,是因為她對自己的這種懷疑與戒心覺得很羞恥。
為什麼會覺得羞恥呢?因為有時候,像我朋友這種願意去幫助所謂「底層」(先不要問我甚麼是底層,我不想回答中產階級存不存在這種麻煩問題)的人,都對所謂的「底層」有這樣的想像:他們是較純潔與高貴的,也較ㄧ般人更能展現的人性高貴的那一面。而能夠這樣,正因為他們是「底層」。
這種想像經常出現在社運場合,無論是實作或是論述上。君不見各式的運動宣傳,都會強調受到壓迫的底層人民如何困苦卻又展現高尚的人性。可說是一種社運圈的「政治正確」。我朋友之所以會對自己「懷疑」那位底層勞工感到羞恥,也正是因為這種「懷疑」違反了這種「底層人民較高貴」的政治正確:我怎麼可以懷疑高貴的底層人民?
但這樣的政治正確,其實是有問題,甚至是有些危險的。
我想願意投身社運的朋友都很清楚,我們在對抗的,原則上是種結構--先不論這結構已經越來越不可見,而不是結構中的個人。例如我們並不是因為馬英九是馬英九、江宜樺是江宜樺而痛恨他們。我們會憤怒與對抗他們,是因為他們佔據結構中的重要位置,並透過這個位置所賦予他們的權力,作出壓迫人民的決定。但這並不是因為馬英九是馬英九,而是因為有這樣的結構讓他能做這決定。
所以,如果我說「並不是因為資本家是資本家,所以才會去剝削勞工,而是資本主義的系統讓資本家不得不剝削勞工」,我想大多數的人是會認同的。(當然資本家會有好資本家與壞資本家,但平均來說資本家都是壞的,我想是沒有疑義的。)
所以,如果我說,資本家並沒有比較下賤,而是資本主義造成他們不得不下賤;我們要對抗的並不是單一的資本家,而是背後的整個資本主義,相信各位也是會認同的。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又如何能做出「底層較為高貴」這樣的結論呢?事實上,如同我們經常說,底層之所以是底層,並不是因為他比較不努力,而是他受限於結構。他會落到底層,並不因為他的人比較卑賤,而是結構與環境所造成的。那麼,反過來說,底層也並不會因為他們是底層,所以就比較高貴。
我想我的這種提醒,可能會不小心傷害運動者的感情。但我還是要明白的指出,這種對底層不正確的「政治正確」想像,其實也是弱化底層的一種動作,這與我們的社會普遍歧視底層的舉動,埋藏著同樣危險的思維。
我們必須確認一件事情,就是:上層、中產或下層階級的人,在去掉結構之後,並沒有甚麼不同。在這樣的結構之下,把底層的人民放到結構的上位中,一樣會造成壓迫的結果。而我們之所以去幫助底層,是為了要透過這樣的幫助對抗結構的不公。確認這樣的立場,我們對他們的幫助才是有意義的,才不會落入一種處於高位的同情與施捨,那不過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意淫。
所以我告訴我的朋友,其實你並不需要因為對那位底層朋友的懷疑而感到羞恥,你應該感到羞恥的是你竟然會因為懷疑他而感到羞恥這件事本身。如果你真的覺得他與你沒有甚麼不同,你對他的懷疑,也不過是對一般其他人的懷疑罷了,根本無需感到羞恥。
正如同上層階級並不會因為他們處在那樣的結構位置而比較下賤一樣;底層人民並不會因為他們是底層,就比較高貴。我想我們得在意識上先打破底層人民較高貴的迷思,運動才會真正走向去結構化的不平等。否則我們在追逐的,也不過是較溫和與曲折的差別待遇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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