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死論述面臨的三個問題

廢死的討論又來了。我必須誠實地－－且在我的臉書小世界當中，可能是政治不正確的－－說，廢死就務實上來說我不認為是現階段最重要，必須投入大量資源推動的公共事務。而且，在推動上廢死的論述面臨許多根本的問題，用各式「拿來就用」的論點支持廢死，經常造成缺乏系統性且互相矛盾的結果。就我自己的角度觀察，廢死的論述經常面臨到最少有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都非常難解，以下簡單陳述：

1.死刑本就是一種為生者而進行的行為。就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對法律的分類，死刑是「報復性」的法律，相對於補償性的法律，它求的原本就不是對受害對象的補償，而是對加害者的報復。這個報復是因為加害者破壞了這個群體的集體情感，所以要對他進行懲罰。也因此死刑有其儀式性，且對這儀式的需求原本就是社會集體而非僅是受害者家屬。
當然這儀式不一定非得是死刑，但必須要能讓集體的報復性情感有出口。一昧的強調寬容慈悲，並且譴責大眾對加害者的情緒是沒有意義的，而且對廢死的推動也會有反效果。說白了，「報復」就是集體的需要。廢死需要的是找到死刑這個儀式的替代選項，且與死刑有同樣功效。

2.死刑與否並不是文明化的標準，它更像是一種文化差異，用死刑來界定一個社會是否野蠻，是一種單線演化的謬誤，且是用自己的文化價值強加在其他文化之上。死刑是野蠻的這種論述極為危險，且是帝國主義最喜愛的。

3.死刑自有其特殊性，但反對國家能夠執行私人所不能執行的暴力這件事，是根本的在挑戰著民族國家的定義。國家是透過壟斷暴力的使用而建立正當性的，無論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或是韋伯(Max Weber)的定義都是如此。在我們還(被迫)同意這個國家構成的前提之下，去挑戰這個預設是非常危險的。如果我們因為「反對國家行使我們不能行使的暴力」而反對死刑，那我們可能必須構想一個不透過暴力壟斷(沒有警察、軍隊)來達成的國家是甚麼樣子。這恐怕是強調「國家不能代我們行使暴力」這個論述所會面對到的最根本問題。

以死的姿態求生

最近常聽見人們以求生的姿態談論死。讓我想起這麼多年經歷過的那些求生的死－－或說以死的姿態求生。因為經歷得夠多了，我雖然自己不曾經歷過求生的死，但或許有資格稍微談談。

不像表面上聽起來的那樣冷酷：「不用擔心，他／她不會真的那麼做」。我如果說不用擔心，是因為知道我們應該做的是幫助這顯然是以死的姿態求生的努力，只要不惡意破壞，求生的努力還是能創造出許多機會。而我對於這樣的努力，或許稱不上欣賞，但是尊敬的。對於人們在世間掙扎求生的姿態，不可能嘲弄對待。而無論再怎麼複雜化這種姿態，混雜再多情緒、佔有、躁鬱，都不可能取代那求生的本質。與其說看起來冷酷，不如說，最少我是不害怕的。

但最近經歷的死不是這樣的。我才了解到，原來令人害怕的，並不是以死的姿態求生－－一點也不是，真正令人害怕的，是毫不猶豫，或最少是毫無預警的死。那樣的堅決，那樣的決絕。對生者來說，最害怕的是這樣的死。

但我應該會選擇這樣的死吧－－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如果我已經沒有力氣再驅動我的身體與腦袋，或是靈魂，但我還是足夠清醒地話，我會希望那樣的死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