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賤的高層與高貴的底層？

最近與某位做社運的朋友朋友聊天，她提到自己在幫助某個底層階級的勞工，並試圖與這位底層勞工建立友好關係。但因為這位她想建立友好關係的勞工，最近有些舉動讓她有了戒心。而她對我提這事，是因為她對自己的這種懷疑與戒心覺得很羞恥。

為什麼會覺得羞恥呢？因為有時候，像我朋友這種願意去幫助所謂「底層」（先不要問我甚麼是底層，我不想回答中產階級存不存在這種麻煩問題）的人，都對所謂的「底層」有這樣的想像：他們是較純潔與高貴的，也較ㄧ般人更能展現的人性高貴的那一面。而能夠這樣，正因為他們是「底層」。

這種想像經常出現在社運場合，無論是實作或是論述上。君不見各式的運動宣傳，都會強調受到壓迫的底層人民如何困苦卻又展現高尚的人性。可說是一種社運圈的「政治正確」。我朋友之所以會對自己「懷疑」那位底層勞工感到羞恥，也正是因為這種「懷疑」違反了這種「底層人民較高貴」的政治正確：我怎麼可以懷疑高貴的底層人民？

但這樣的政治正確，其實是有問題，甚至是有些危險的。

我想願意投身社運的朋友都很清楚，我們在對抗的，原則上是種結構－－先不論這結構已經越來越不可見，而不是結構中的個人。例如我們並不是因為馬英九是馬英九、江宜樺是江宜樺而痛恨他們。我們會憤怒與對抗他們，是因為他們佔據結構中的重要位置，並透過這個位置所賦予他們的權力，作出壓迫人民的決定。但這並不是因為馬英九是馬英九，而是因為有這樣的結構讓他能做這決定。

所以，如果我說「並不是因為資本家是資本家，所以才會去剝削勞工，而是資本主義的系統讓資本家不得不剝削勞工」，我想大多數的人是會認同的。（當然資本家會有好資本家與壞資本家，但平均來說資本家都是壞的，我想是沒有疑義的。）

所以，如果我說，資本家並沒有比較下賤，而是資本主義造成他們不得不下賤；我們要對抗的並不是單一的資本家，而是背後的整個資本主義，相信各位也是會認同的。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又如何能做出「底層較為高貴」這樣的結論呢？事實上，如同我們經常說，底層之所以是底層，並不是因為他比較不努力，而是他受限於結構。他會落到底層，並不因為他的人比較卑賤，而是結構與環境所造成的。那麼，反過來說，底層也並不會因為他們是底層，所以就比較高貴。

我想我的這種提醒，可能會不小心傷害運動者的感情。但我還是要明白的指出，這種對底層不正確的「政治正確」想像，其實也是弱化底層的一種動作，這與我們的社會普遍歧視底層的舉動，埋藏著同樣危險的思維。

我們必須確認一件事情，就是：上層、中產或下層階級的人，在去掉結構之後，並沒有甚麼不同。在這樣的結構之下，把底層的人民放到結構的上位中，一樣會造成壓迫的結果。而我們之所以去幫助底層，是為了要透過這樣的幫助對抗結構的不公。確認這樣的立場，我們對他們的幫助才是有意義的，才不會落入一種處於高位的同情與施捨，那不過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意淫。

所以我告訴我的朋友，其實你並不需要因為對那位底層朋友的懷疑而感到羞恥，你應該感到羞恥的是你竟然會因為懷疑他而感到羞恥這件事本身。如果你真的覺得他與你沒有甚麼不同，你對他的懷疑，也不過是對一般其他人的懷疑罷了，根本無需感到羞恥。

正如同上層階級並不會因為他們處在那樣的結構位置而比較下賤一樣；底層人民並不會因為他們是底層，就比較高貴。我想我們得在意識上先打破底層人民較高貴的迷思，運動才會真正走向去結構化的不平等。否則我們在追逐的，也不過是較溫和與曲折的差別待遇罷了。

27小時後

過了27小時之後，我吃下第一口麵。花了比平常多兩倍的時間慢慢吃完這碗麵。

前天晚上為了準備昨天的報告，睡不足三小時，而原本要一同前往的朋友也因身體不適暫時中止加入絕食的計畫。可因為這是我對自己的承諾，而且，傳達心意的對象，有時不只是對方，還有我自己。所以我還是按照計畫前往。登記的時間是從晚上八點開始。

晚上看柏謙伯儀分享完青年貧窮化的觀察後，再晚點有幾位朋友來現場關心。到了半夜，現場認識的人都已經離開，可我的心情還有些躁動，沒辦法入睡。於是與現場幾位完全不認識的朋友們一起摺紙聊天。

其中有一位陪著守夜的，是關廠工人的女兒，她母親在棚內絕食，她在棚外幫忙守夜。我小心地問她說：家裡狀況還好嗎？她則直率地回答：「很糟，非常糟阿。剛好我爸媽最近都失業了，我也只在小七打工。可是他們（勞委會）還硬是要告我們。」我有些怕自己無法承受於是沒有問到最後。

好在是，現場的小朋友有不少都是各攤都跑的，從反媒體壟斷、王家、華光到苑裡，所以有很多共通的話題可以聊。比較令人訝異且高興的是，他們的年齡層意外的低，大多是大一大二的年紀，不免讓人有著年輕人真的開始關心起公共事務的希望心情。只不過，在這年紀，他們就已經收到不只一張的傳票的這件事，也實在有些令人不忍。

當晚睡得很不好。大概三點左右才躺進棚內，而到早上為止，都沒有真的睡著的感覺。除了地方不習慣之外，外面的車聲，少量的蚊子與跳蚤都意外的影響著我這平常只要沾到枕頭就睡著的人。就這樣非常淺眠到八點多，天亮了，昨晚在這聚集的年輕人大多散去，但我實在太累到幾乎沒辦法起床（也沒有起床的必要），於是躺著聽越來越吵雜的車聲，大概九點之後，終於幾乎像昏倒一樣昏睡過去。醒來之後大約在中午前，但因為實在沒有起床的必要，我只起來喝水與上廁所之後，又躺著睡睡醒醒。

可能因為生理時鐘有些混亂，我大概在下午兩點過後，才開始感到飢餓，但並不強烈，只是會感覺到腸道頻繁的蠕動，乞求著食物。我一面抱著飢餓感一面時而昏睡時而起來看現場的狀況。期間兩三位朋友前來，也與他們聊了一陣。到了四五點，饑餓感逐漸增強，腹部開始有些緊縮與微些的刺痛，但都沒有非常強烈，有感覺到胃正在無謂的分泌胃酸，而不斷緊縮的腸與胃讓我覺得似乎有甚麼正在把我這個人由內緩慢的掏空。而且無論喝再多水都還是覺得口渴。

快滿24小時時，晚會也開始，我於是站起來走出帳篷看了一陣子晚會，發現自己的腳步有些軟弱。快八點時，一位從頭絕食到現在已超過140小時的關廠工人大姊，因為醫療小組害怕有糖尿病的她繼續下去會導致腎功能衰竭，而強迫她中止絕食。大姊在台上憤恨地說著我可不怕死，下次一定會跟他拚到底，一邊宣布中止絕食，而一同在台上的戰友們為她唱著改編的望春風，送她上救護車的場景，讓我又紅了眼眶。

小心騎著車回到宿舍，慢慢地開始吃第一口麵時，離上次進食，大約27小時。才27小時，我就覺得整個人有些虛脫，爬上宿舍四樓時感覺有些吃力。一整天只喝水的嘴，散發著一股胃中傳來的不舒服氣息。在那樣的地方是不可能好好休息的。那不只是暫時不吃東西那麼簡單而已，是明明白白的自殘行為，是很確實的拿著自己的身體，自己的生命燃燒。

經過這27小時，我有些了解運動中絕食的意義－－最少對我的意義。那是一種人是否對他人的痛苦，還有著同理的一種考驗；是一種人是否還有做為人的資格的考驗。當某些人可以看著自己的同類，透過這些人的決定（請記住，不做決定本身就是一種決定），逐漸虛弱的邁向死亡，而不覺得這是自己蓋章的「死亡計畫」時，我實在必須很沉痛的對他們提出疑問與指控:你們，還有身為一個人的價值嗎？

而這就是我們的勞委會，我們的政府，面對台灣勞工的方式。我不能再說甚麼，只能像今天晚會的主持人，帶著現場的群眾，激動又無奈地對著空無一人的勞委會大樓喊著：

混蛋潘世偉！混蛋潘世偉！混蛋潘世偉！



混蛋潘世偉！

從眾「聲」紛紜的野草莓，到終歸「正軌」的青盟？

本篇分上下兩篇於台灣立報刊出

從眾「聲」紛紜的野草莓，到終歸「正軌」的青盟？

@林奕志 政大社會所博士生

去年年中開始的一波波反媒體壟斷的運動，作為一個就原則上支持反媒體壟斷的旁觀者，與許多人相同，總是忍不住將這個運動與野草莓運動（註1）比較。以「人」來說，反壟斷運動的參與者－－最少就檯面上可被指認出來的，幾乎全都深度參與過野草莓運動。而反媒體壟斷運動本身的組織模式，甚至運動的方向，也幾乎是以一種在與野草莓對話的方式進行。

包含筆者自己在內，有不少人曾經以此在網路上發表過一些論點。但還未曾看到較完整的比較。以同時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觀察者與參與者，筆者認為在台灣社會運動史上，這兩個運動終將無可避免的被拿出來比較，或許也可能是台灣社會運動再次分家的重要事件。

兩場運動的「中國因素」

「中國因素」這個詞，在去年反壟斷運動進入高潮後，被運動者高舉出來，成了去年社運圈的熱門話題，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更宣稱2012年為「中國因素元年」。但若以吳的原則式定義「中國政府侵蝕台灣民主的作用力」來說，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也會是一場不折不扣因「中國因素」而起的社會運動。當時馬英九政府因應海協會長陳雲林首次來台訪問，佈下大批警力保護陳雲林來台的行程，期間不僅為了防範民眾接近陳雲林導致數起警察執法過當導致民眾受傷的例子，甚至發生了警察毀損國旗的事件。

當時馬英九政府顯然為了陳雲林來台，調整了對一般民眾的執法態度。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將這樣的反應連結到中國統治中心的「命令」－－如同我們不能任意將旺中集團內部的自我審查直接連結自中國官方，但絕對是因應中國統治集團施加台灣的正式／非正式力量導致的結果。

就這樣的脈絡來處理，中國因素早已存在，甚至如果拿掉不知為何的「侵蝕台灣民主」說法，我們幾乎難以指認中國因素的起始。一般的詮釋是，台灣在1990年代走向政治上的形式民主。可難道「中國因素」是因應「台灣民主」而起，而台灣民主化早於中國因素嗎？吳式定義的中國因素，似乎錯置了先後順序：中國因素早在台灣民主化之前就已存在，反之則否。

事實上，因為種種歷史因素，無論是冷戰的延伸、國共內戰的延續、舊中國的領土想像等，中國企圖統一／收復台灣從來就不是新聞。先不論日治時代之前，光是國民政府於1949年撤退至台灣後，中共無論軍事上或外交上，都不曾停止對台灣的威脅恐嚇。2008年引發野草莓運動的原因，與2012年引發反媒體壟斷運動的起因，如何能簡單劃分為中國因素／非中國因素？又如何能如此大張旗鼓地宣稱2012為中國因素元年？若欲回答這問題，可能得回到野草莓與反媒體壟斷運動的比較中尋找脈絡。

眾「聲」紛紜的野草莓

2008年野草莓運動剛開始時，是台大社會系李明璁老師為首，以及少數有組織經驗的學生（部分台大學生會與濁水溪社的成員等）一同發起。由於運動擴張的速度遠超過發起人的預期，且群眾們當時對於擁有「權力核心」這類組織有著根本上的不信任，所以一開始發起的類似核心群體在提出模糊的組織運作模式後很快退位，當時若有稱得上是組織的架構，頂多是依靠不斷輪替的行政團隊，以及幾乎做不成決議的審議式民主流水席大會。（註2）

當時絕大多數的參與者，對於剛結束執政的民進黨抱持著高度不信任，對於政黨勢力的介入也異常敏感到幾乎神經質的地步。當運動開始的前兩天，還在行政院門前集結時，民進黨曾「邀請」運動者前往民進黨合法申請的場地，但卻被現場的群眾以絕對多數對0票否決。期間也曾發生民進黨政治人物如林佳龍想上台發言被趕下台的事件。雖然此運動不斷被部分媒體質疑其政治立場，甚至筆者作為參與者的親身觀察，確實有多方的力量不斷試圖介入運動－－從既有的獨派團體，到社運圈的工運團體，其中也有部分組織的成員直接參與運動－－但自始至終，都沒有被任何特定團體綁架。

由於群眾對權力集中異常的敏感，也拒絕推舉出讓外界足以簡單辨識的「人頭」（如當時發言人之一所述，為了避免鎂光燈集中於少數人，不斷地更換發言人），於是，實際上的情況是，雖然流水席審議式民主幾乎無法做出決策，使運動沒辦法對狀況做出靈活的反應，但同時也使得運動無從被某一小撮人所把持。當時的野草莓運動，並沒有發生Jo Freeman所謂的「無架構暴政」的情形，同時也沒有「運動明星」的產生。相較於過去的與學生關聯密切的社會運動，以及現在正在進行的反媒體壟斷運動，野草莓運動在這層意義上，可說是少見真正屬於「參與者」，而非少數運動明星的運動（註3）。

野草莓中的台灣民族主義

除了政黨潔癖，野草莓參與者也不歡迎以民族主義為主軸的運動方向。雖然運動吸引到的參與者以及外圍支持者，有不少是帶著台灣民族主義的熱情而來，但運動卻排斥這樣的訴求。以議題順序來說，雖然部分參與者希望將損毀國旗等喪權辱國等行為的政治責任作為訴求主軸，輔以修改集會遊行法的人權議題。但運動群眾最終選擇的是以修改集會遊行法為主，輔以執法過當的政治責任訴求為輔的運動方向。這樣的運動方向，也使得部分抱著實踐民族主義理想的參與者失望退出。

反媒體壟斷運動的組織與民族主義

到了2012年，因旺中集團的惡行引發的反媒體壟斷運動，雖然如前所述，幾乎所有可見的主要參與者，都曾參與過野草莓運動，但從他們所組成的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以下簡稱青盟）所進行的公開活動，以及對外公開的文宣中，可清楚看出他們對於野草莓拒絕有核心的組織組織、拒絕政黨、也拒絕民族主義的「潔癖」運動模式的無法認同。對此他們組成了所謂的「12人」的核心小組，號稱以成為「歷史的殘餘」（註4）為目標執行他們所提出的「邊界明確的多層次賦權民主」機制。當然，就實務上的狀況，目前的運動還是由12人的核心小組所主導，而且距離成為「歷史的殘餘」恐怕還很遠。

青盟透過對野草莓運動的檢討，選擇了一開始將決策權攬在少數核心群體的運動模式。這確實讓青盟對議題的反應相較野草莓要靈活許多，同時也使得過去被野草莓運動過於謹慎對待的民族主義議題浮上了檯面。但弔詭的是，青盟卻也不正面承認其對民族主義軸線，而是以指認實際上與「媒體壟斷」無法直接關聯的「中國因素」來引渡民族主義議題。這樣的做法引起許多爭議，主要在於青盟到底是將典型左派的反「資本壟斷媒體」擺在前面，亦或是將用來引渡民族主義的「反中國因素」或「反中國資本」擺在前。

就典型左派的立場來說，這答案再明確不過：媒體的壟斷，與其他產業的壟斷並無二致，問題皆在於資本主義追求壟斷才能獲利的運作模式，以及對所謂「自由市場」的追求所導致。而所謂的「中國因素」或「中國資本」，自然是透過這樣的模式達到壟斷台灣媒體的目標。要追求媒體的自由，首要切斷的是媒體受資本箝制的運作模式，這不僅可避免媒體的壟斷，也同時可以避免中國資金，以及所謂中國因素入侵台灣媒體。

但青盟就看來並不是這樣思考的。青盟雖然將反資本壟斷媒體「並列」為運動目標，但實際上著力最深的，還是打著「反中國因素」的民族主義。就理論上來說，這兩個目標雖然可以並陳，但絕對無法用同樣的順位進行的。如果只反中國資本，卻不反台灣資本、或是其他透過資本進入媒體的政治力量，那這運動所照顧到的只會是台灣反中國的民族主義意識；而如果能夠透過防止資本壟斷達到防止媒體壟斷時，又何須擔憂「中國因素」壟斷台灣媒體？

就這樣的分析來看，青盟已經跳出對權力集中組織模式的畏懼，並透過明確的核心領導不再逃避民族主義議題（雖然還是以「中國因素」來反向論證）。只是這方向似乎與名為「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宗旨有所偏離。就企圖上，這比較接近一場包裹反媒體壟斷訴求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就組織形式的設計上，則是為了避免重蹈野草莓運動無法聚焦民族主義的覆轍，選擇在第一時間成立權力核心進行對議題的主導。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透過對野草莓運動與現階段的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分析，我們可以明確的看出兩種不同的路線與軸線。一是企圖檢討資本主義運作模式的左派路線，一是將反中國因素做為優先的民族主義路線。這並不是說，運動中可簡單分為這兩派人馬，絕大多數的群眾並不是那麼清楚的選邊站的。但對問題最終的理解，卻會導致運動策略決定性的差異。其中相當關鍵的一點，恐怕是對台面上兩大政黨態度的差異。對大多數的左派而言，這兩個政黨都是資本家所掌控的政黨，也各自以資本的力量介入媒體。所以若要談反媒體壟斷，除非兩黨以行動表達其支持立場，否則難也難以在戰略上與其合作。但對對抱持著台灣民族主義熱情的運動者而言，民進黨無論如何都是更為親近的對象－－即使他們也同樣透過資本掌控媒體。民進黨也深知這點，所以勢必會在「反中國因素」上與青盟合作，但也僅止於此。

我認為，從民進黨對資本家的親近態度來看，即使它還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可想像的對象，但絕對不可能是台灣的左派寄望的可能。青盟雖然訴求上同時反對中國因素與資本壟斷媒體，但就目前的狀況看來，青盟的權力核心對「中國因素」的重視，恐怕遠勝於資本壟斷。即使不需要直接將其歸類於台灣民族主義的路線，恐怕也無法將其視為典型反資本壟斷的左派運動。筆者認為，青盟還是將其核心目標順位擺清楚，不用與反資本壟斷式的反媒體壟斷糾纏不清，直指其民族主義主戰場，或許會來得更清爽。

而若已理解青盟主戰順位而無法認同的其他人，不如就自闢反資本壟斷的戰場，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吧。台灣的進步力量陷在左派與獨派的泥淖中已經太久，選好自己的戰鬥位置，然後，合作也好，鬥爭也好，用不著把本質矛盾的議題放在一起大鍋炒。讓台灣人民看清楚自己選擇的是甚麼，也才能最終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註1：筆者參與的野草莓為台北野草莓場，所做的觀察主要也以台北野草莓為主，有時無法對應至野草莓不同區域的活動，特此聲明。

註2：有人將這樣的模式稱為「無領導的民主行動群」（蕭遠，2011）。

註3：避免再次落入運動明星的口水戰，在此聲明這樣的詮釋並非意指運動明星想要「擁有」運動，而是指出運動的話語權自然會集中到少數運動明星身上的現象。

註4：12人在「邊界明確的多層次賦權民主」的機制運作成熟之後，會自然被取代而成為「歷史的殘餘」。

新自由主義下的國家

以下皆引用自黃應貴(2012)《新自由主義下的原住民社會與文化》。雖然是老生常談了，但是透過別人的嘴巴再談一次。之所以會再提起，主要還是想提醒從去年中至今還正在發展中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中，只強調「國家」（中國因素）而對資本壟斷媒體忽略的危險性。

甚而，也可以呼應最近有些人愛談的所謂「去政治化」。就這樣的脈絡來看，導致對政治冷漠而「去政治化」的真兇，反倒是因為國家失去了作用，使得「政治」本身成為資本家的幫兇而失去自主性，自然無法成為人民寄託的載體。「去政治化」的原因不是甚麼藍綠一樣爛的論述，而是國家成為資本家，特別是跨國資本家的幫兇所造成的。

=======內文引用分隔線==========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其中，包括市場的自由化，國營事業的私有化（如英國的郵政、航空、水電等國營企業的私有化），去管制化（以避免國家的干涉），緊縮的財政及貨幣政策等，以圖緩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惡化（萬毓澤，2005）。

在新自由主義下，財政金融管理成為經濟過程中的重要一環，甚至居於宰制性地位，使得新自由主義又被稱為金融資本主義（finance capitalism）（Bello, et al., 2000）。……如此更促成資本的國際流通之加速，這結果也造成投機事業的興起及國家的弱化。

就國家的弱化而言，在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下，經濟的運作不再以現代民族國家為主要的單位，這與過去商業或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都是以此為其一體之兩面的狀況明顯有別。……此條件更加速了資本的國際流通，也增加國家控制的困難。

這整個發展的結果是造成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嚴峻的貧富懸殊化現象。與此同時，現代國家或政府因已無法對於當前經濟的發展有效控制與掌握、甚至成為財團（特別是國際資本家）的幫兇，不僅造成一般民眾不再相信國家、政府、政黨而使國家更加弱化，更造成一般民眾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而對政治產生冷漠。這使得現代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關係，不再是像過去我們所熟悉的那樣成為一體之兩面，而是經濟或市場機制宰制著國家的運作與治理。

大富翁就等於壟斷（Monopoly）？

前幾天跟家人去Costco，才第一次注意到，這個中文名稱叫做「地產大亨」的遊戲(其實就是大家熟知的「大富翁」)，英文原名就是Monopoly，壟斷。

看到這個毫不遮掩的Monopoly－－高抬「壟斷」作為標的的遊戲，實在令我不禁打從心底發寒。記得Allan G. Johnson在《見樹又見林》中也曾經提過這遊戲。他與他孩子進行遊戲時，發現遊戲的規則讓他即使不想也「不得不」不斷搶奪他孩子手中的財產，直至他的孩子哭著輸掉遊戲。

這基本上就是現行資本主義的邏輯：「壟斷」作為最高宗旨，因為壟斷帶來最多的財富。我們幾乎是自幼就不斷被各式資訊與教育灌輸這樣的邏輯。一直到現在，所謂「第一名吃肉，第二名喝湯」的商場競爭觀念，還是不斷地被放大到生活中的各式領域中。

有人會說這是自然法則，這也是一種角度。但是當人類的總產出，已經明顯超出人類的總需求時，我們還不斷地推崇這種叢林法則式的規則，讓人難以分出人與禽獸差別。

所謂的現代社會所推崇的「遊戲規則」，讓人們「不得不」互相殘殺，「不得不」去追求那個壟斷的「第一名」，「不得不」透過不必要的掠奪和剝削同類／他類而存活。這是我們所處的資本主義世界下的規則。而這個名為「地產大亨」的遊戲，則是彰顯這邏輯的最好象徵。

這真的是我們想要繼續的邏輯，想教育我們下一代的方式嗎？看著這個毫不遮掩的Monopoly，你們覺得呢？

當中國買下全世界？

今天稍微翻了一下這本書，從書腰的宣傳就可知道書的主題是要指出當中國買下跨國能源產業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及憂慮。

我當然沒仔細看，細部的論證我不清楚，不過因為看內文推薦有提到有關中國跨國併購的案例這本書不過是系列之一，就讓我不禁有點疑惑。因為中國現在正在幹的，不是各國，特別是美國已經幹了幾十年的事情嗎？透過跨國企業壟斷能源產業一直都是美國「基本」的政策吧？而且美國的手段很顯然更陰險，為了爭奪能源甚至會使用非經濟手段（如政治介入甚至軍事手段）。跟美國這幾十年來做的比起來，中國目前應該只是屬於學步狀態。雖然前景是相當看好。

而當中國開始透過「資本」和所謂「自由市場」的力量入侵其他國家時，原本追求所謂「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似乎卻又對像是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理由不准華為與中興兩家中國企業在美國的商業併購案視而不見。

當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國家要求開發中國家打開市場時，總是用市場自由度作為大旗來要脅，甚至IMF會用市場開放度作為貸款與否的標準，而各國遵奉的WTO更幾乎就是以自由市場作為最高宗旨，並宣稱自由市場的原則應該是無國界的。但當中國開始藉由所謂自由市場的力量反撲時，「國家安全」就突然成了理所當然的理由，而自由市場的「自由」反而被擺到一邊去了？


我指出這一點並非代表我支持中國透過跨國企業的經濟入侵行動，而是要指出那些打著所謂自由市場大旗的經濟學家，對同樣行動採取不同立場的諷刺狀況。特別是當幾乎所有人都指著中國企業說這是「國家資本主義」時，卻總是宣稱美國國家資本主義是普遍性的資本主義，會為全人類帶來好處。為何美國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普世該遵守的原則，而中國就成了「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呢？不知道有沒有作品可以回答這樣的問題呢。

電玩遊戲中的公平與現實世界的公平

我雖然不能算是動漫宅，但是從小到大也玩了不少遊戲。從仙劍奇俠傳、終極動員令系列、紅色警戒、星海爭霸、太空戰士系列、暗黑破壞神、魔獸系列、等等。主要當然還是在即時戰略，其次是角色扮演。

就我觀察，公平這件事情，絕對是玩家及遊戲製作者所共同追求的目標，也是讓一個遊戲是否能續存的最重要關鍵之一。不過一般玩家不會用「公平」這個字眼，通常會使用的是「平衡度」，balance。

平衡度是遊戲設定中決定性的力量。任何會破壞平衡度的設定或是外力，都會使遊戲的樂趣大減、玩家流失，最後徹底毀掉這個遊戲。例如我最常玩的即時戰略，遊戲設定通常有三至五個軍種或物種，而要如何讓這幾個種類各具特色又不失平衡，通常是遊戲最困難也最重要的任務。如果有任何一個物種太過強大，那麼就會使遊戲失去平衡，使遊戲的樂趣大減。角色扮演類型的遊戲也是類似。不同的人物要各具特色又不失平衡。

除了遊戲設定本身追求平衡度之外，對於外力介入的防範也是重要的。過去常見的外力介入破壞遊戲平衡的方式是遊戲修改程式，讓你隨意修改腳色數值；近年來最常見就是所謂的外掛程式，幫你用一般人無法辦到的方式升級練功。

這兩種方式是破壞遊戲平衡度的主要方式，對於前者的處理，當然是要適時的調整不同物種的強度，讓各式物種都能在同樣的強度水準下競爭；而對於後者的防堵與監視機制，也是維持遊戲的重點之一，當一個遊戲被外掛搞爛了之後，也就是遊戲的末日了。

遊戲的平衡度就是公平。但是，當全世界千千萬萬的遊戲玩家與遊戲製作者都在追求公平的時候，全世界的資本家與掌權者，卻不斷地在創造不公平的遊戲制度，創造一個失衡的遊戲設定。當每個人的出生條件，這種近乎半被命運決定的初始設定都已經大大不公平（物種強度失衡）的時候，掌權者努力的卻是要拉大它們的強度差距，或最少設計一個使弱者恆弱，強者恆強的制度，好讓他們能繼續保有不公平、不平衡的強度。

此外，還得盡量使用外掛。當權者與資本家能用各式原本不應該出現在遊戲設計中的外掛（例如行政裁量權、選擇性執法，或是合法性的詐欺－－衍生性金融商品就屬這類）來增加自己的角色強度，使其他的參與者根本沒有公平競爭的可能性。

所以遊戲世界與現實世界是類似的。都會有強度失衡的設定，都會有使用外掛的惡劣玩家。

但幾乎所有的玩家所追求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公平」。這在現實世界中也是一樣的，誰不希望自己是活在一個角色強度類似，公平競爭的世界呢？這可以說是人類自古以來不斷追尋的終極目標之一。

可是，真實世界與電玩遊戲不同之處在於，當一個遊戲失衡，遊戲製作者也不積極維護其公平性時，我們可以唾棄這遊戲，可以改玩其他的遊戲，可以ｌｏｇ　ｏｕｔ，登出，再也不登入。但現實世界的不公平，我們可沒辦法選擇一個新的角色重新開始，也不能登出，換一個世界。這遊戲再爛，我們還是只能咬著牙繼續玩下去。

作為一個殘酷現實世界的遊戲玩家，如果我們要對抗不公平的制度（遊戲設定），要對抗不合理的特權（外掛），那唯一的方法，就只有相互團結起來，並且，不依循現有制度的規範去爭取，去創造真正的公平。在不公平的遊戲規則之下，遵守遊戲規則，是只能複製原有的不公平的。

所以，當規則不公平的時候，我們能做的，就是去爭取修改規則。不要再相信甚麼「我們只是依法行政」的蠢話，也不要再聽信甚麼「惡法亦法」的鬼扯，那是當權者與既得利益者，以及還不知道自己是奴隸的奴隸才會說的。要團結起來，改變這個不公平的遊戲規則，而這其中必須的，就是破壞那些不公平的規則。

如果我們追求的是公平，而規則給的是不公平時，有時我們不得不團結起來破壞某些規則，選擇去創造新的，更公平的規則。

所以當弱勢者做出「不符合規則」的抗爭舉動，我們該考量的，不是「惡法亦法」，而是去思考，現行的遊戲規則是如何使他們不得不使用這種方式，才能獲得他們想像中的公平。想想他們的處境，想想你自己。實際上他們看似在為自己爭取的，就是在為你爭取；而你要用「依法行政」、「惡法依法」阻止他們爭取的，也是你自己的權益。

再說一次，人生，不是電玩遊戲，面對不公平的規則，我們沒有換遊戲的權利，唯一有的，是團結起來，改變遊戲規則的機會。

其實沒有甚麼可懷疑的

有關人生就是不停的戰鬥這件事。

凌晨四點多，我剛完成今天要做的報告摘要，正在幫我的重要人寫勞資協調申請書。她離開上一間公司時的最後一個月薪水，過了兩個月都沒下來，公司負責人及管理者都避不見面，只得循行政管道救濟。

最近修同一堂課的博班同學，則剛被中研院結束她長達六年的「約聘」工作。她正在努力爭取中研院不願認帳的六年累積資遣費，也正準備上勞工局的調解會。上個禮拜有個應該是在公關廣告業工作的朋友，老闆竟想趁過年前裁掉一批剛忙完讓公司賺得飽飽的大案子的25K低薪(也沒多新的)新鮮人，於是找我諮詢一些相關法律。

寫完勞資協調申請書，晚上要去幫忙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第一次辦的座談會，談的就是學校正積極想刪減的研究生助學金。更大的校內勞動權益的問題，這次都還沒辦法好好談到。而即使是上班族，最近勞保所謂的「改革」，實際上卻是增加勞工的負擔，減輕政府的責任，還讓勞工越來越晚退休，領得越來越少。

我曾經說明過選擇勞工運動作為戰線的理由。而即使不需要像我一樣，選擇勞工運動作戰，在這個人稱「鬼島」的台灣，我們豈有不戰鬥的理由？人生就是不停的戰鬥這種灑狗血到被九把刀拿來作為書名的煽情句子，在台灣，其實一點都不煽情，而是每個人切切實實在面對的勞動處境。若不戰鬥，若是我們如那些所謂主流社會所認可的「成功人士」所高倡的－－默默咬牙「為了美好的將來」吞下這一切，那迎接我們的絕對不會是美好的將來，而是比現在更不堪的處境，以及更溫馴順從的奴隸－－即我們自己。

所以關於人生就是不停的戰鬥這件事情，對我來說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不得不，為了不喪失所珍惜的寶貴東西而被迫的戰鬥。那並不是甚麼高貴的東西，不過是一種求生的掙扎，我們還沒有達到足以為什麼高貴而遠大的夢想戰鬥的階段，光是守住現在已經擁有的，就已經得竭盡全力，聲嘶力竭了。

反壟斷運動中的「左獨」與「獨左」

在反壟斷運動中有些人很堅持要談中國因素，而且被說成「只」談中國因素。這到底是不是正確的談法？還是他只是認為中國因素比較重要，但不是只該談中國因素。

而有些人覺得不應該特別談中國因素，而是要直接談反資本壟斷，認為中國因素不過是各式各樣的資本力量的其中之一。但這些人是不是應該被標籤成「忽視中國因素」、「蠢左」（這個我不知道是誰發明的）或是持消極態度卻可能實質上幫助中國的「實質統派」(by 妖西。我不想特別tag啦，反正就是你講的)呢？

我們先假設這兩群人同樣都關心媒體壟斷的問題，只是關懷的順序有些差異，而這差異容我簡單的用「左獨」與「獨左」來區分。也就是說，是將「獨」放在前，還是將「左」放在前。當然，因為排序上的差異，這兩群人的認識論有相當大的落差，而方法論（即手段）也會有不同，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反過來說，這兩群人在許多的議題上也許只會有程度上的差異，而不至於有完全相反的意見。

就我看來，很明顯的是：很多被貼上為「蠢左」、「實質統派」等標籤的人，在政治上也是支持台灣獨立的(台灣怎麼樣才算獨立有很多種說法，但我想籠統的這樣分類應該不至於過分)。雖然在行動上這些人可能會先選擇以反資本主義的運動（通常是工運）為主，但他們再怎麼看都不可能站到所謂的「統派」、也就是想與中國統一的那個邊上(當然有有少數，如勞動黨之類，但這種正宗的左統，其想像中的中國也與現在的中國有極大的差距)。

而我們當然也知道，在很多議題上，有些「獨左」也會有與左派相近的關懷，當然或許對問題的最終理解有所不同，但就現階段來說，工具會是相似的。最少我認為，在反壟斷的議題上，是沒必要分裂成這麼嚴重，反之是有很好的合作機會的。借用吳叡人「普世人權作為一種方法論」的說法，無論是獨派借用左派的論述作為「方法論」，或是左派反過來這麼做，只要能講好這些，行動上是可以一致的。


只是，我會認為，如果要談合作的話，必須兩邊都把自己的立場說清楚，手段說清楚，才有機會談合作，或直白點說，談利用或互相利用。

可是我還是得說，就我看起來，不管是「蠢左」或是「左獨」，他們的立場與手段的優先順序，似乎都再明確不過，但是不管是號稱「獨」或是可能的「獨左」，最少在反媒體壟斷運動的立場與手段上，一直都給人霧煞煞的感覺。我先不談鬼打牆的運動英雄、運動明星或甚至組織內的權力關係，光是現在主導運動的組織立場或可能進行的手段（到底那飛在天空抓不著的「中國因素」是甚麼，要怎麼反？），都讓人有摸不著頭緒的狀況。我覺得，就這角度來看，無法談合作的原因，我還是比較傾向於是現在被認定為偏「獨」的領導核心沒有把立場與手段說清楚的關係。



雖然我很顯然會被歸類為「實質統派」這一邊，但是就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來說，我無庸置疑的還是認為自己是台灣這一邊，也希望台灣能長出自己的東西的。就像社會學界經常談的所謂「社會學本土化」(其他學科應該也都有)，我也很期待能有這樣的東西健康的長大。

社會學本土化的工作，最主要就是希望台灣能脫出被(主要由)歐美箝制的理論視角，而發展出自己的理論。但這在這波反壟斷運動當中，針對歐美的論點非常少被提起。我想大多數的人很難不同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國家，對台灣的介入與實質掌控，其程度之深、層面之廣，是我們有時根本難以察覺或抗拒的。

所以說，如果我們想要台灣「實質獨立」－－也就是說，真正不受大國勢力掌控的話－－那麼，只反「中國因素」，怎麼可能是足夠的。如果不連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因素一起反的話，所謂的「獨立」，就我看來，也不過只是選邊站而已，根本稱不上是真正的獨立。

當然，這前提還是必須建立在主導運動的這些人，是只反中國因素的前提之下。只是我真的就是看不出來，他們到底是只反中國，還是只是把中國放在前面。而在方法上，又該怎麼進行。我想，這些沒有說清楚的東西，才是現在反壟斷運動真正的潛在危機。

野草莓運動為何會失敗？

這篇文章是擷取並改寫自自己碩班的期末報告，以身為一個野草莓運動的參與者的角度分析野草莓運動失敗的原因。對照現在風起雲湧的學生反旺中運動，我認為有許多值得參照的部分，特別是我所謂的台灣主體性／主權／台灣民族主義的部分。這也恰好是現在反旺中運動中再次被提出討論的問題之一。希望反旺中學運別再陷入如此泥淖。

（P.S.本篇原文主題是野草莓運動與野百合運動的比較，故文中會有數處提及野百合學運之處）


野草莓運動為何會失敗？
＠林奕志（政大社會所）

（一）台灣主體性／國家主權／台灣民族主義問題

野草莓學運的訴求看似是與台灣主體性脫節，與台灣民族主義脫離，提昇到比民族主義更高層次，更加普世的「人權」之上。檢視野草莓運動的三點訴求，確實都是以人權為基準點在進行論述上的辯證。但其實野草莓運動內部對這個論點有相當大的歧異。

首先，對於三點訴求的順序就有很大的爭議，讓我們檢視一下這三個訴求：

1.馬英九總統和行政院長劉兆玄必須公開向國人道歉。
2.警政署長王卓鈞、國安局長蔡朝明，應立刻下臺。
3.立法院立即修改限縮人民權利的「集會遊行法」。

這三點訴求有兩種主要的看法。一是，如果把修改集會遊行法視為首要訴求，如此一來，要求道歉與下台的訴求，即是扣連著對於國家機器迫害人權的行為而產生的附帶要求。這樣訴求的邏輯即是圍繞著人權打轉。但這只是其中一種論述方式，並非所有的運動參與者都同意這樣的詮釋。有相當程度的運動參與者並不是因為這樣的訴求邏輯而來的，反倒是因應第二種的訴求邏輯，而這邏輯則是：

國民黨政府應該對在陳雲林來台期間發生的禁止攜帶國旗與警察毀損國旗等象徵性的「喪權辱國」的行為道歉。維安首長應為這樣的執行方式下台負責。而修改與人權相關的集會遊行法，則只是因應的附帶要求，或是次要要求罷了。

雖然野草莓學運者對外的新聞稿，都是以「人權」優先的邏輯做為論述的基調。但內部的論述其實一直沒有真正統一過。在１１月１０日自由時報＜野草莓學運　聚焦修集遊法＞ 的報導中，就在野草莓學運者內部引起不少的正反討論聲浪。引起討論的原因，即是有部分的成員無法接受以人權而非主權議題的運動模式，而這群人最後甚至退出運動。

野草莓運動之所以要將議題集中在人權問題，規避明顯具有爭議性的主權議題，其深層的潛意識，即是反映了野草莓參與者的這個世代，對於台灣兩黨／藍綠互相鬥爭時，被拿出來大力操作之主權議題的厭惡。這個厭惡自然不是對於台灣主體性或台灣民族主義本身的厭惡（少數人對這主題本身帶有厭惡，但那畢竟佔極少部分），而是這個議題不斷被操弄，或被政黨綁架的厭惡。

也因為這個原因，參與者對於政黨和政治人物還有主權議題，一直有著超過必要的敏感度。在１１月６日當日下午，民進黨主席秘書姚人多的助理，在行政院前對運動學生提出「轉移到民進黨合法申請的自由廣場」這樣的提議時，不僅以絕對多數對０票數被否決，還被學生們以噓聲趕下台。其中若只是不願被政黨收割政治成果的「我群」概念的話，不應該造成如此激烈的反彈。更何況，野草莓的運動者自始至終都不曾真正成為一個定義明確的「我群」。

在主權議題長期被政黨綁架之下，野草莓運動者對政黨的敏感態度，也反映在主權議題上。但野草莓學運所吸引的支持者與社會關注，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主權議題的關注。野草莓運動者與主權議題的切割，在內部造成了參與者的流失。而且當時陳雲林來台所執行的維安任務，對大部分民眾造成最直接的衝擊，其實是對於國旗等國家主權象徵的禁止與損毀事件，所以對社會大眾來說，陳雲林來台時，引起他們的情緒的並不只是野草莓運動強調的人權議題，更多的反倒是野草莓不願意觸碰的主權議題。野草莓對訴求的詮釋，因此不但不能被大多數的社會大眾所響應，他們對此問題切割的態度反而與社會中支持的力量越走越遠。

處於政黨惡鬥與主權議題被政治利益操弄的政治環境，自然不是野草莓運動者所希望的，也不是一次突然的政治機會有辦法翻轉的。野草莓學運即使因政治機會的開放而興起，但卻無從擺脫整體社會結構限制。


（二）野草莓學運的去組織／無組織特性


野百合學運的初始，雖然也與野草莓學運相同，是發起自三位台大學生無組織的自發性行動。這三位學生雖然屬於外界所謂「學運社團」的成員，但當時的行動並不是透過組織所發動。（何金山　等，1990）就此點看來，野草莓學運的初始恐怕比野百合運動更有組織。

首先是共同發起人當中有數位教授具有野百合學運的背景如范雲、何東洪等人，在活動一開始時提供經驗上的協助。此外在活動之前就已經有少數學生與主要發起人李明璁進行糾察線、記錄組等分工討論 。所以在運動發起之初，就已經拉起糾察線，進行現場文字轉播，甚至開始募款。能還算順利的維持行政院前的靜坐運轉。

野草莓學運相反的是，野百合學運自第二天起，人數開始超過兩百名的規模時，已遠超數名學生自行組成的組織負荷的程度，於是各校經營已久的學運社團開始接管廣場的組織架構（林美挪，1990）。雖然是由不同的學運團體共同合作形成的組織，也因為社團的立場的歧異，而在內部有路線上的爭論（林美挪，1990； 何金山　等，1990）。但因為學運社團的組織經驗，使得當時參與學運的學生可以在運動規模擴大後接管廣場組織。雖然在規模更加擴大後，只由學運團體組成的領導核心受到質疑，而改成由校際會議成為決策的最高機構。但校際會議因為成員的異質性，以及因陌生帶來的不信任感，無法實際執行決策而成為監督單位，而原先的學運社團組織轉為執行單位運作（鄧丕雲，1993）。可是無論如何，當時的學生對於組織的運作和政治權力的敏感度，是遠高於１９年後的野草莓學運的。

相較於野百合學運時各大學的學運社團介入之深，野草莓學運在一開始則是沒有任何學運社團的參與。此次運動是以網路作為主要號召的媒介，這群使用／沉溺於網路的年輕人（經常互稱為「鄉民」，意指愛湊熱鬧，從眾且無獨立思考能力的網路使用者）原本就散落現實社會的各處，只在網路上的角落，靠著某些特定議題交流。因此這些鄉民在現實世界當中大多互不相識，也缺乏與群眾接觸相處的經驗。他們是一群沒有組織的群眾，也沒有「群體」的概念。這樣的一群人聚集起來，也依舊是各自為政──即使他們被同樣稱作野草莓。這是這場學運的主要特色之一，即參與群眾的「原子化」與「扁平化」。

但原子化與扁平化並非這些「鄉民」獨有的特色。在網際網路盛行之後，有越來越多的網路使用者透過網路獲知大量的訊息卻不需與他人直接接觸，導致使用者的人際關係弱化，也間接削弱了這些使用者的串連能力與動員力。這些網路世代的年輕人即使關心公共事務，也多是在網路上發表文章或透過網路聯署進行關注與串連，以只需敲打鍵盤與滑鼠的方式行動。

而受人期待的民進黨與陳水扁終於獲得執政權之後，卻沒有符合大眾期待的表現，政黨與政治人物對權力的棧戀及為了維護權力所展現的醜惡鬥爭伴隨著野草莓世代年輕人一同成長，使得野草莓世代年輕人對於「權力」或「政治」避之唯恐不及。相較於此九零年代野百合學運世代的年輕人對社會的未來充滿期待，並且對於以民主程序取得權力有著浪漫的憧憬，進而自行組織出許多有力的學運社團而言，野草莓世代既沒有組織經驗也不信任組織，他們甚至對民主這樣的機制都未必能全然的信任。對擁有權力者的失望轉化成對政治的冷漠與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對政黨的失望轉化成對所有「組織」的不信任，造就了這次運動的原子化與扁平化。

在１１月６日的晚上，一開始的發起幹部們要求底下的學生群眾以１０到２０位學生為單位分組，由每組選出一位小組長參與決策會議，總共選出２１名小組長。而這２１位小組長在轉往自由廣場之後殘存七位成為第一代所謂的「七人決策小組」 。但這七人決策小組原先多互不認識，也多無異議性社團組織的經驗（就筆者所知，只有台大學生會長許菁芳與前濁水溪社社長張之豪有過異議性社團的經驗）。不僅如此，相較於過去野百合學運對廣場上決策權的爭奪，決策小組反倒對於自己所掌握的權力戰戰兢兢。第一代的幹部不斷的對自己提出正當性的質疑。特別在轉進自由廣場數天之後，群眾的流動使得原先的組別完全無法辨識，他們也認為自己身為小組長的身分失去正當性，進而自我質疑。第二代幹部們接手之後，雖然已較少提起正當性的問題，但對於權力的運用卻非常戰戰兢兢，不斷的想要釋出權力以拉攏群眾。幹部們對於權力的小心謹慎，甚至到了神經質的地步，這足以說明這代年輕人對權力的想像是與過去完全不同的。

此外，原子化的個人也反映在組織建立的困難上。因為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是以個人的方式進入到運動當中，不僅缺乏異議性社團的強力介入，甚至連一般的人際網絡都沒有順利帶入。從一開始的小組分組就不是以學校或既有的團體作為基礎，從頭到尾沒有以學校做為編組的單位，也沒有任何一個學校的學生主動組織起同校的同學們。在廣場舉行的大會被戲稱為「流水席式民主」 ，因為參與開會者不斷的流動，今天的決策可能明天就被另一批人推翻，幾乎沒有實質的決策能力。而且野草莓的參與者對於「組織」這一詞彙的敏感度並不下於對「政治」的厭惡，因此從頭到尾都沒有承認任何正式的組織形式，也因此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說他足以代表所有野草莓學運者的想法或聲明。在野草莓裡，每個人都只能代表他自己，不能更多。但在看似扁化平無架構的組織下，根據Jo Freeman的分析，會使得在群體裡有著共同理念的一小群人，很容易就掌控了決策的權力。（Jo Freeman，1972）野草莓學運的狀況也是如此。當所有人都不願意承認正式組織時，真正握有權力的就是所謂「幫大家做事」的那群幹部，當他們逐漸互相熟稔並且形成某些共識之後，運動的走向就會很大一部分被他們牽動。但卻沒有制衡的機制，導致幹部們不斷被質疑也不斷的汰換。

這樣的扁平化無架構組織，最大的缺點是決策機制無法確立，也造成辯論與論述的能量無法累積，到最後只能由直接參與各組分工的工作人員們像一盤散沙一樣各自為政。許多決策，如糾察線的設立，一開始由野百合世代的教授們提供意見，要將學生與民眾區隔出來，以維持學生自己的主體性與道德純粹性。這很明顯是在野百合學運中「自由之愛」的菁英主義觀點（陳信行，2004），但在野草莓學運之初，卻完全沒有經過討論就實行了。而且也在沒有經過充分討論與決議之後，在第三周左右撤掉了那條糾察線。實際上所謂流水席式的民主大會幾乎沒有發揮任何實質上的決策作用。在自由廣場兩個月以來討論的最頻繁，也在大會當中表決過數次的「廣場去留問題」，也因為「大家都是獨立的個體，沒有人能逼誰來，也沒有人能逼誰走」這樣的不成文默契下，從未真正產生正式的決議。最後撤離廣場時，也不是由所謂的民主決議的過程所決定的。

無組織的組織最大的缺點即是無法針對事件做出迅速且正確的回應。在面對主權議題的爭議，糾察線的爭議，學生主體性的問題，廣場去留問題的決策等等，許多在一開始就應對外也對內釐清的問題一直無法確立的狀況下，造成群眾的流失，勢力的衰減，最終導致政府對野草莓學運提出的訴求，一項都沒有回應的狀況下黯然退場。



                                                    野草莓學運                                野百合學運

台灣主體性／主權／台灣民族主義         消極閃躲　　　　　　　　　　　　正面肯定

組織特性                                 自始至尾皆無正式組織出現              一開始並無組織，但當時的既有組織迅速介入主導





上表為兩大原因之整理。由以上諸多因素我們可看出來，野草莓學運的無組織化／去組織化，並不是單純由野草莓本身所決定的，而是建構在台灣的學生對政治環境的失望，學運組織的弱化且失去承傳的土壤，網際網路上特殊的人際關係等結構或歷史因素所決定的。這也是野草莓學運即使在一開始趁著政治機會的開放而起，卻最終無法獲得「帳面上」的成功的原因之一。


參考書目：
陳信行，2004，＜我的野百合－一個1990年三月學運參與者的自我批評＞。《台灣社會研究》54:253-276
林美挪，1990，《憤怒的野百合》。前衛：台北。
何金山、官鴻志、張麗伽、郭承啟，1990，《台北學運　1990 3.16-3.22》。台北：　時報出版社。
鄧丕雲，1993，《八零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 台北：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