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曾經羨慕過1990年代台灣野百合學運世代,或許更早一些的美麗島世代。那時代對抗多麼的單純,多麼確定。舊國民黨的罪惡那麼明確,明確到不用解釋,不用論述,不用思考,對抗的理由。
舊國民黨被打倒,民進黨得了政權後,他們反而拙了。我想那算是某種程度上的革命,革命的意義是:打倒,然後重建。打倒是為了重建,可是通常當打倒的時候,人家就說你革命成功了。
革命成功的條件,並不是有什麼強而有力的論述,偉大的思想,而是:明確的敵人。這是我曾經羨慕他們的原因。他們的敵人那麼的明確,阻在眼前。那麼的專制,過時,不民主,不開放,不自由,那麼的政治不正確。所以我們要打倒他。不用解釋的。
可是當他們的敵人倒了,在他們腳下被蹂躪了,不再有可以對抗的敵人時,他們於是不知所措了。明明白白,現在是一個只有破沒有立的時代。傅柯不斷地說:當你打倒什麼,又建立起什麼的時候,會發現只不過是在重複你打倒的東西罷了。或許不會更糟,但絕不會更好。
所以或許我不該再羨慕什麼,民進黨建立起自己要打倒的,然後又被自己打倒過的敵人接收。過去我還不信這個的,政黨輪替或許總是好的,過去我想。但現實打破了現代式的進步想像,我還不想承認後現代,但激憤確實是少了,多了些平靜,或者說冷漠。
有時我想,來搞個--或許有人做過了--唱反調運動。搖擺不定的,你做什麼,就故意反著做,只是要證明,你要做的,反過來做也是一樣,你要對抗的,就是你即將成為的樣子。
修了兩學期的葉啟政的課,他談了好深入的議題、理論,有些還未能理解。印象最深的,是他這個經歷過那美麗島時代,學運世代的學者,說著:這個時代已經不能再談什麼革命、對抗,如果要打倒什麼,革命什麼,你告訴我該打倒什麼?敵人又在哪?他說,我無法告訴你。於是他談修養,談社會學的回歸個人。
就像台灣人愛談野百合,西方人總愛談1969、1970的學生運動。那麼多人談,連村上春樹也談,"當機動隊衝進學生佔領的大學行政大樓時,樓內校長室的唱片正播著拉赫曼尼諾夫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一點都不激動的談,一點也不"左",就像幾十年後的我們。
我的補習班老師,一個信仰基督教的社會學老師,說他從馬克思一路信仰至哈伯瑪斯,最後到傅柯。最後的解答似乎還是存在主義式的解答。"「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一個一個的消失。"黃碧雲如是說。
其實還是有的,對抗還是存在著,只不過從大的整體分解成小的個體。女性主義,同性戀,環保主義,大家各做各的,各說各的。
"……他們給我上司的工作,同時不忘取笑我在詩刊發表的詩。「我在你這個年紀也寫詩。」他們通常說。"
--匈牙利詩人阿提拉。約瑟夫
"一個人在二十歲時若非社會主義者,必然是沒良心;倘若四十歲時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必然是沒頭腦"
--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
"我們慢慢會知道,原來我們的知識與信念,亦不過是一時一刻,正如我們的生命,有開始,有結束,有限制。……如此涉入,理智之年。"
--香港作家黃碧雲
對抗總是在的,只不過跟過去比起來--無論是自己的過去或是整體時間上的過去--都困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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