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言葉」：記中島美雪分享會《美人》

參加 宋瑞文主持的中島美雪分享會已是一年一度類似儀式性的活動，無論人身在南北，每年最少參加一場。之所以能這樣每年持續不斷的舉辦，明顯是兩個原因：一是美雪教在台佈道者宋瑞文不斷鑽研詮釋更新美雪作品並以饗歌迷；二來是最重要的：美雪大神作品中的宏大宇宙，即使我已聽了美雪十多年，也還遠無法掌握。

美雪說她的音樂／舞台劇《夜會》系列是言葉（即語言）的實驗劇場，而美雪的曲子在有沒有搭配歌詞時會有完全不同層次與深度，知名的《惡女》即是其一。從這個角度來說，大多華語翻唱的曲子都僅只擷取了作品的部分。

在去年11月的分享會中，瑞文選了1996年《夜會：提問的她》，而言葉再次也成了主角。女主角在得知前男友近況後大受打擊，落魄在街上遊蕩，搭訕了一位泰國來的妓女，妓女要價二萬六千圓，她於是付了錢要妓女陪她夜遊。因雙方語言不通而無法溝通，連名字都無法確認，女主角只好叫妓女「二萬六千圓」，並且說出如下的話：

「你的語言我完全不懂

　便誤以為你沒有感情

　你的語言我完全不懂

　便誤以為你不存在這個世上」

最近因緣際會接觸了許多移工，見識到了戲劇《八尺門》般的地獄。也知道遠洋漁船上，問題不僅是惡劣的工作條件，還有語言的隔閡。「你的語言我完全不懂，誤以為你沒有感情」，而船上外籍漁工的感情若強烈到足以讓你感受時，經常已經「無法控制」，造成了許多悲劇。「你的語言我完全不懂，便誤以為你不存在這個世上」，所以船方可以讓漁工像機器一樣工作，無須把你視為一個與我們同樣有情感需求，有家庭，需要休息，也盼著未來的人。我不讓你與外界連絡，只因為你若知道了家裡不好的消息，會影響船上的工作效率。

因為我們不懂移工的「言葉」，所以移工做為「人」的部分就被「誤以為不存在這個世上」，剩下的只有作為生產機器的勞動力。

美雪在《夜會》中短短的幾句話，道盡了語言的力量與失語的無力，劇末「二萬六千圓」受傷送醫不斷被拒收，最終無法救治的劇情，也精準的寓言著移工的社會排除。

回到中島美雪，美雪的作品總是能讓你在反覆品嘗後超越表象，也因此美雪的情歌總不因其「情」被記住，美雪的悲喜苦痛也總是悠遠綿長，不止於詞意，不止於一時一刻、甚至今生今世。

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雜感

今天有點混亂，早上還在鐵道局拆黃家的情緒中，下午又殺出釋憲807號，臉書河道上整日蒸騰。傍晚啥都不管，進場看了期待已久的《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居然包場！！），讓整日沒停下來的腦袋又再痛快的運作一輪。趁還清晰，簡單記錄三點想法： 一、他人：全共鬥成員問三島對「他人」的看法。就我看來這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提問，問的是異化。「他人」代表的是被物化、他者化、失去主體性與能動性的對象。三島用他人來談情色，說沙特認為最淫穢的客體是被捆綁的女性(我對沙特不熟有更精確的說法可以幫debug)，而情色即是透過強加自己的意願他在者身上，使他者無法拒絕來達成。亦即被他者化、外化的客體，才能成為情慾的對象。而對廣義的左翼來說，期待的通常是由完整且獨立的主體互相建立起關係的整體，而由這樣的主體彼此的關係，必然不會是「主體－－他人」這樣由其一主導，而是更接近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狀況。但這樣的關係是無法產生情色的，也就是說，如果期待的是一個互為主體的理想關係，那是離情色很遠的。那情色是否是我們對關係中的期待，如果是的話，與彼此為主體的理想關係，就會有所矛盾。 二、天皇：相較全共鬥對天皇的絕不妥協，三島反而對天皇有比較彈性的想像，他說天皇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他特地用了「底層」這個階級字眼，認為天皇這個文化概念在底層人民的心中是有極大的影響力的。可能全共鬥方會認為三島是要拉底層人民來淌天皇這攤「渾水」，但其實三島的觀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最少E.P Thompson談18世紀農民在糧荒時透過自身的「道德」來穩定糧價的過程當中，這種底層「道德經濟」的展現，其實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封建的家父長制，亦即想像一個好的領主會怎麼分配糧食而不是由商人任意哄抬價格。天皇有沒有可能成為這種「道德經濟」的基礎，其實是完全可能的。而這樣看似傳統反動的「道德」，後來卻成為了形塑英國工人階級的一個重要關鍵。在這點上，全共鬥全然的否定無論是政治上或是文化上的「天皇」，恐怕更多的是立場而非手段上的分析。 三、言葉(語言)：紀錄片企圖將這次的辯論稱之為「最後一個語言(言論)還有力量的時代」(其實是全共鬥芥正彥的說法)。但其實看紀錄片，可知道其實雙方的辯論是很片段，很散落的，除非是有較長與完整的發言，否則很難說能構成甚麼「論述」。我反而會說，這場辯論，雙方是透過各種非語言的方式，達成了對對方真切熱誠的確認，並且可能也是這樣如此不同但又無法忽視的真切熱誠，獲得了彼此的尊重。而這很難說是透過語言達成的。語言在這種情感大幅波動的場合中，更多的僅是輔助而非主角，而「最後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可能還比「最後一個言論還有力量的時代」還更接近這場辯論的實際狀況。 其他就不說了，這是一部很難評價的紀錄片，恐怕褒貶都會很多吧，想褒還是貶，自己去看過吧。

沖繩舊海軍司令部壕，以及沖繩小記

從沖繩回來一陣子了，但心頭一直掛著沒做的一件事，就是紀錄沖繩舊海軍司令部壕的經驗。而這戰壕可以一定程度上作為沖繩近代史的代表。雖然沖繩島上處處是這樣的戰爭遺跡。

沖繩舊海軍司令部壕是當時日軍在沖繩戰役時的海軍司令部，位在那霸港與機場附近海拔75公尺的丘陵上，深20公尺，長約450公尺，可容納4000首軍，是重要的戰略據點。而這是個令人一點都開心不起來的「觀光景點」，而觀光客似乎也不太多，最少我們去的時候，除了門口的售票人員聽出我們的中文是台灣人，並且介紹她自己曾經來輔大學過中文之外，是我們少數沒遇到台灣遊客甚至被台灣遊客淹沒的觀光點。（說到這個真的是忍不住要提波上宮不僅滿滿的台灣遊客，連祈願牌上面都是90%的繁體中文，我還以為去的是龍山寺還甚麼的）

＊沖繩戰役
稍微談一下沖繩戰役的背景，當時台太平洋戰役日本輸得差不多了，大東亞共榮圈基本上都丟失，本土之外只剩下沖繩與台灣還沒落入盟軍手裡。因為不確定美軍是否進攻台灣，所以還是從沖繩調派了2萬精兵防守台灣，而當時沖繩的日軍守軍約12萬人，面對超過50萬的美軍的進攻，原本就沒有勝利的希望，作戰目標是盡可能放大美軍的損失與拖慢美軍往本土推進的速度。而1945年4月1日美軍在沖繩中西部的海灘(現在的美國村一帶)登陸時，其實沒有遇到太多抵抗，因為守軍司令牛島滿判斷無法阻止美軍登陸，於是將主力撤至南部的據點，美軍開始往南推進時，才遇到日軍激烈的抵抗，美軍日軍不斷在進攻反攻之間重複，一個山頭可能被重複占領十多次。美軍花了一個半月，在五月底左右終於拿下重要的據點：舊琉球首都首里城(也造成首里舊城幾乎全毀，在戰後才重建)，之後日軍處於絕望的敗退，不僅發生大規模的集體自殺，甚至逼迫沖繩居民滅門式的集體自殺，

戰爭於6月底趨近結束，日軍有統計的死亡將近十萬人，七千多人被俘，而有約兩萬名日軍可能死於戰壕的封閉或活埋。美軍死亡(包含海上作戰)約一萬四千人，總共傷亡約八萬四千人，傷亡率達到美軍歷史以來最高的48%。而最慘烈的是沖繩居民的死傷，根據統計沖繩居民在沖繩戰役中死亡了4萬至14萬人。光是這個統計數據就非常有趣，14萬是美軍的統計，日方的統計則是4萬，為什麼反而日方的統計比較低，因為戰爭末期日軍逼迫沖繩人民自殺的黑歷史不被部分日本右翼接受，對於「日軍逼迫居民自殺」的描述不僅在教科書中無法出現，引發沖繩人的抗議，甚至大江健三郎在作品中使用這說法，還遭到右翼團體提起訴訟。最終大江健三郎勝訴，日本文科省也允許出版商恢復引用平民「是日軍逼迫下集體自殺的」的內容。

最驚悚的是，當時沖繩居民總數約僅有五十多萬，而單是沖繩戰役就死亡了14萬之多，約是居民總數的四分之一，許多家庭直接被滅門，連後代都沒留下來。

根據沖繩和平祈願館－也是沖繩戰役最後也最南端的戰場－的統計，沖繩戰役的死亡人數超過了24萬人，而從美軍登陸的海岸(也是這次我們住的地方)到最南端的戰場，直線距離也差不多是24公里。沖繩是個狹長的島，南部最寬的距離也不過十多公里，南部也是沖繩人口聚集的地方，舊城首里與新縣邑那霸市都在此，可想見當時簡直如人間煉獄。在海軍戰壕的資料館有這樣的描述：沖繩人晚上出門都得帶著拐杖，避免被屍體絆倒。


＊回到海軍戰壕。

在1945年6月13號的戰爭末期，戰壕的首軍集體自殺，當時美軍發現了175具屍體。戰爭結束後戰壕被放置7年之久，沒有進行任何調查，直到1952年才開始進行調查，到1970年代開放參觀，期間總共發現了2400具遺骨，在僅450公尺的戰壕內。

在進入戰壕前有個資料館，紀錄沖繩戰役大致的狀況，除了當時戰爭怵目驚心的照片，最後還有沖繩人在戰爭末期被迫從軍時寄回的家書，部分是真跡，從部分可認得的漢字可看出，應該是在自殺攻擊前寄出的，不僅是家書還是遺書。一同前往戰壕的母親看戰爭史料看得難過，最後的家書更讓她忍不住幾乎落淚。而我們甚至都還沒走入戰壕。

在戰壕的入口有個圓形的大玄關，玄關四周擺放著佛像、千紙鶴等，每個位置上都滿滿的投放了零錢，而進入戰壕的門口兩側掛著滿滿的千紙鶴。可以想見，這裡很需要宗教的力量，無論你信仰甚麼。

海軍戰壕內其實也就是一些粗糙的坑洞，部分像房間的洞穴各有功能，如醫療室等，最令人印象深刻以及毛骨悚然的，是充當休息室的房間指出，當時因為洞穴人太多，沒辦法躺下－短短450公尺的戰壕要塞下兩三千人，恐怕確實是連躺下的地方都沒有－所以人們是「站著睡覺」的，當時還有支撐架以便協助站著入睡，這不禁令我想起曾經聽說過的酷刑「站刑」。

參觀司令室時，說明牌上示意圖說明當時的指揮官關切著沖繩人的未來，而恰巧有對美國父子在我旁邊一同看說明牌，我忍不住很想告訴他們日軍強迫沖繩人自殺等惡劣歷史，以及這說明牌的虛偽。

而戰壕中最直接也最令人觸目的則是某個房間牆上佈滿著的手榴彈痕，是當時用手榴彈自殺的軍官所留下的。雖然在做功課時早已看過介紹，但當面看到那密密麻麻的彈孔，依舊非常觸目。

走出戰壕後，我才敢跟母親提起，剛剛那狹小的戰壕，最少有2400人死亡的事實。450公尺的戰壕，大部分的寬度大概也就是一公尺左右，也就是說，幾乎每平方公尺都有五具屍體。

出口的旁邊有個小小的販賣部，我在裡面買了幾張明信片，順便瀏覽了一下這裡會賣些甚麼商品，看來大多是當時日本帝國海軍的一些紀念商品。但沖繩人又該如何想像這當時既是他們賣命，卻又逼迫他們集體自盡的祖國海軍呢？

步出戰壕，眼前是日軍當時誓死保衛的那霸機場與那霸市區，心裡真是感慨萬千。剛剛在戰壕裡與我們同時參觀的，前面是一對日本情侶（不確定是沖繩或是日本本島），後面則是一對帶著兩個小孩的（應該是美國）夫妻，而中間是與沖繩命運緊密關聯的台灣人我們。這三組不同國家的遊客，在參觀這戰壕的心情恐怕是大不相同。我無法想像一般日本人怎麼看怎麼面對沖繩，以及他們對沖繩做的事，而在戰爭中勝利的美國人，直到現在都還把沖繩當作工具剝削著沖繩人，又是怎麼樣的心情呢？但其實作為台灣人，也無法代表台灣人發言。

回來後整理照片，有張在戰壕入口，掛著佛像的圓形玄關前偶然拍到的照片。照片中在我們之後進入參觀的那對美國夫妻擁抱著，看姿勢像是妻子尋求丈夫的安慰。因為在逛過沖繩戰役資料館後進到戰壕，心情大概如我母親般是激動的，美國作為勝利的一方，卻也造成慘烈的傷亡，在這樣的戰爭遺跡前，作為一個美國人會怎麼想，我不知道，我也只能呈現這張照片，或許幫它配上這樣的文字：在死傷無數的戰場遺跡前，戰勝國的一對年輕夫妻相互擁抱。

1945年6月6號，沖繩戰役的末期，當時戰壕的司令官大田實少將發電報給日本本土，電報闡述沖繩人如何努力協助日軍作戰，並在最後請求日本政府未來好好照顧沖繩人的後代。這電報的內容恐怕表示了兩件事：一、沖繩人不（完全）是日本人，所以要特別照顧沖繩人。二、當時的日軍將領恐怕深知自己所作所為是有愧於沖繩人的。

而沖繩戰役的日軍最高指揮官牛島滿，在自盡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沖繩人會恨我吧」，如果牛島滿代表的是日本人，他恐怕是說對了。直至今日，沖繩都還深受美日兩國的剝削之苦，美軍基地的問題，日人歧視的問題，戰爭過去七十年了，安倍晉三到沖繩發表談話，日本政府還必須用沖繩當地出生的警察，阻隔抗議的沖繩人。「沖繩還在戰爭中」恐怕是荒謬卻又真實的描述。

圖書館

我很喜歡圖書館。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職業的第一志願都是圖書館員。想像中那樣的職業可以長時間，隨自己喜愛的好好讀書。

這種圖書館員的想像，很顯然是新自由主義發達之前，還未以效率成本考量為主的圖書館經營下，對圖書館員的牧歌式想像。當然例如網路經典小說《圖書館的女孩》以及村上春樹早期作品中描述的泡沫經濟崩盤前的圖書館員(如《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的女主角)，則是同時誘發與加強了我這樣的想像。但這種想像顯然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特別是在去年剛發生周行一為了人力成本大砍圖書館工讀生，導致總圖暫時閉館的這個年代。

但不管怎麼樣，圖書館對我來說還是有種奇妙的，說不清的魅力與魔力，好像在圖書館角落的書櫃深處，會藏有通往魔法世界的秘密通道；或是在下一個書櫃轉角，就會遇見你的圖書館女孩。

不過相較起那樣的神祕，現實中我最喜歡的則是冷門時段的圖書館，例如禮拜五的夜晚。這時待在圖書館的人，經常有不得已的理由，例如臨頭的考試（占多數），或因為沒朋友／太多朋友的寂寞而到圖書館尋求知識或情感上的慰藉。這時圖書館稀少的讀者中隔著的是一種既疏離又親密的距離，雖不互相打擾卻又好似相互理解，這種心照不宣的默契讓冷門時段的圖書館有著溫柔的氛圍，就像一段雙方都知道不會有結果的戀情，彼此依戀著這溫柔，等著晚安曲的響起。

以為

前陣子因緣際會摸了把破吉他，又憶起過去那麼長時間有吉他相伴的年歲。好不容易前幾天終於找到一點時間路過樂器行，買了新弦，今晚將它換上。踏進樂器行時迎面而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氣息，是我曾經一度以為不會改變的音樂生活；就像我曾經以為換弦是如同本能般不可能忘記的，剛剛卻一度需要確認旋鈕的方向。

以為的太多了。九年前，我認識了一位美麗的女孩，以為我們能以好友的身分一起走過青春歲月，但病魔找上她，她以幾乎不可能再更美好的姿態走完最後的人生。今天是她到另一個世界後的第一個生日，這個世界的第33個。比她更年輕的我另一位好友，現在正在加護病房，奮力求生。而這些都不是我以為。

就像我因為一直待在熟悉的環境，以為青春可以無止盡的延長一樣，但事實是，以為並不可靠，以為其實很脆弱。為了活下去我們得不斷放棄這些以為，把自己從「以為」的虛假意識的泥淖中拔出，就像得努力放棄整理永遠不可能結束整理的手機照片一樣。可看似放棄，卻又不真的放棄，是把放棄包含在掙扎中，是帶著絕望的希望，是既珍惜，又豁達。如此放下以為，如此懷抱著以為。

廢死論述面臨的三個問題

廢死的討論又來了。我必須誠實地－－且在我的臉書小世界當中，可能是政治不正確的－－說，廢死就務實上來說我不認為是現階段最重要，必須投入大量資源推動的公共事務。而且，在推動上廢死的論述面臨許多根本的問題，用各式「拿來就用」的論點支持廢死，經常造成缺乏系統性且互相矛盾的結果。就我自己的角度觀察，廢死的論述經常面臨到最少有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都非常難解，以下簡單陳述：

1.死刑本就是一種為生者而進行的行為。就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對法律的分類，死刑是「報復性」的法律，相對於補償性的法律，它求的原本就不是對受害對象的補償，而是對加害者的報復。這個報復是因為加害者破壞了這個群體的集體情感，所以要對他進行懲罰。也因此死刑有其儀式性，且對這儀式的需求原本就是社會集體而非僅是受害者家屬。
當然這儀式不一定非得是死刑，但必須要能讓集體的報復性情感有出口。一昧的強調寬容慈悲，並且譴責大眾對加害者的情緒是沒有意義的，而且對廢死的推動也會有反效果。說白了，「報復」就是集體的需要。廢死需要的是找到死刑這個儀式的替代選項，且與死刑有同樣功效。

2.死刑與否並不是文明化的標準，它更像是一種文化差異，用死刑來界定一個社會是否野蠻，是一種單線演化的謬誤，且是用自己的文化價值強加在其他文化之上。死刑是野蠻的這種論述極為危險，且是帝國主義最喜愛的。

3.死刑自有其特殊性，但反對國家能夠執行私人所不能執行的暴力這件事，是根本的在挑戰著民族國家的定義。國家是透過壟斷暴力的使用而建立正當性的，無論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或是韋伯(Max Weber)的定義都是如此。在我們還(被迫)同意這個國家構成的前提之下，去挑戰這個預設是非常危險的。如果我們因為「反對國家行使我們不能行使的暴力」而反對死刑，那我們可能必須構想一個不透過暴力壟斷(沒有警察、軍隊)來達成的國家是甚麼樣子。這恐怕是強調「國家不能代我們行使暴力」這個論述所會面對到的最根本問題。

以死的姿態求生

最近常聽見人們以求生的姿態談論死。讓我想起這麼多年經歷過的那些求生的死－－或說以死的姿態求生。因為經歷得夠多了，我雖然自己不曾經歷過求生的死，但或許有資格稍微談談。

不像表面上聽起來的那樣冷酷：「不用擔心，他／她不會真的那麼做」。我如果說不用擔心，是因為知道我們應該做的是幫助這顯然是以死的姿態求生的努力，只要不惡意破壞，求生的努力還是能創造出許多機會。而我對於這樣的努力，或許稱不上欣賞，但是尊敬的。對於人們在世間掙扎求生的姿態，不可能嘲弄對待。而無論再怎麼複雜化這種姿態，混雜再多情緒、佔有、躁鬱，都不可能取代那求生的本質。與其說看起來冷酷，不如說，最少我是不害怕的。

但最近經歷的死不是這樣的。我才了解到，原來令人害怕的，並不是以死的姿態求生－－一點也不是，真正令人害怕的，是毫不猶豫，或最少是毫無預警的死。那樣的堅決，那樣的決絕。對生者來說，最害怕的是這樣的死。

但我應該會選擇這樣的死吧－－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如果我已經沒有力氣再驅動我的身體與腦袋，或是靈魂，但我還是足夠清醒地話，我會希望那樣的死降臨。

為什麼台灣年輕人要去澳洲？

台灣現在面臨少子化危機、勞動力人口逐漸短缺的情況。理論上來說，台灣政府應該要想辦法增加年輕人的生育率，或最少想辦法讓台灣年輕人在國外高薪的誘惑下留在台灣，但到目前為止，政府在做的所有事情幾乎都是倒行逆施。政客(而且從校長到總統都是政客)想的除了中飽私囊就是沽名釣譽。


以統計上來看，台灣2012年申請澳洲打工度假簽證的人有兩萬三千人左右，2013暴增到三萬七千人左右(參考澳洲移民署Working Holiday Maker visa program report 2013)，聽說去年有稍微下降，但大致維持在這個數據。台灣25~29歲的人口約160萬，若保守估計澳洲現在有三萬左右的台灣人，就有差不多2%的年輕勞動力在澳洲。明明是台灣最缺乏勞動力人口的現在，年輕人卻只想往外跑。


25~30歲，對大部分的年輕人來說，是他們進入職場的重要學習階段，也是奠定未來職場生涯的基礎。但在台灣，竟然有這麼多年輕人願意放棄自己職場成長的黃金階段，跑到澳洲去「打工度假？」


根據Ｓ在澳洲遇到的他國年輕人，例如日本韓國的年輕人，多是在學學生，或是進入職場之前的年輕人。他們將出國打工視為進入職場的條件累積，希望理想企業能因他有能出國闖蕩的勇氣而提高錄取的機會。


但台灣年輕人呢？細數幾個我在澳洲的十天之間遇到的約十位台灣年輕人，只有一位是真的來「打工渡假」的，他存了三四個月的錢，然後打算出遊把錢花光後再回台灣。剩下的其他人是想存頭期款的、領22K領到人生無望的，被台灣的無償加班責任制操到身心俱疲想過過「正常」生活的、甚至有一位已經考取當地大學，希望能定居澳洲的。沒有一位是抱著甚麼來澳洲玩玩，或是增加甚麼職場競爭力的打算來澳洲的。


如果說，其他國家的年輕人，是為了「回」家鄉而到澳洲打工；那麼台灣的年輕人，則是被家鄉「逼」到澳洲的－－即便他們不是不愛家鄉。


Ｓ在台灣的平均工時約是10~12小時，周末通常有一天要加班，月薪三萬初頭，(違法)責任制，沒有加班費。在她待在最後一間公司不到一年的時間，同部門的幾乎所有同事都換過一輪。因為工作條件實在太糟糕，留不住人，更可悲的是，這已經是台灣職場常態。


現在Ｓ在澳洲作簡單的勞力工作，估計周工時約30出頭，月薪換算成台幣約7~8萬，如果她願意像室友努力想要賺一桶金而晚上、周末兼差，月薪可能可以有20萬台幣。而每月開銷約兩萬多台幣。Ｓ說，來到澳洲之後，終於有一點知道甚麼是「生活」。在台灣時，Ｓ總會說想要找到一個「符合興趣」的工作，所以總是想說要找個看起來還可以發揮創意熱情的地方，結果她的創意熱情變成公司奴役她的藉口，讓她的生活只剩下工作。而到澳洲之後她可以每天準時下班，下班之後還有完整的八小時以上自己的時間，甚至讓她悠閒到會喊無聊。她現在說，回台灣最大的希望就是找到能準時下班的工作，不再提甚麼創意熱情。


從我自己的觀點來說，台灣狀況很簡單，基本上就是呈現一個內部殖民的狀況，這個殖民不是現在很多人吵的甚麼「解殖」，以為打倒國民黨就可以解殖之類的簡單論調。實際上台灣現在就是資本家對普羅大眾的殖民，台灣不管藍綠，不管國族主義傾向或光譜，基本上政黨只為資本家服務，政府慣壞了資本家，所以企業競爭力低落，只用對勞工的剝削來榨取利潤，導致GDP不斷成長薪資卻倒退的荒謬景象，普羅大眾不僅分不到經濟成長的果實，還反被經濟成長所拖累。


當中最首當其衝的，就是逃去澳洲的這群年輕人。低薪、超高工時、超高房價、未來的超高撫養比、即將破產的各種社會保險，逼的年輕人「用腳投票」，離開台灣。在去澳洲以及中途經過新加坡遇到的同世代的年輕人，談到台灣，盡是無奈無語。


記得我在澳洲坐在一位台灣年輕人的車上，聽他談到在台灣工作的惡劣處境，談到在這裡一年又追加一年，現在申請到當地的大學，問他：「畢業之後呢？」


他說：「看能不能在澳洲找到工作，就在這裡定居。」


我想我跟他，都在心裡想著同一個問題，但對話就此中斷，我沒再問，他也不再說。


那問題是：你不打算回台灣了嗎？


我不敢問，是因為我深刻的瞭解台灣是如何把他趕出台灣，讓他不願再回來；他不想提，想必是因為，對台灣的情感，讓他對於選擇離開台灣有著隱隱的愧疚。


但當我們給予台灣年輕人的未來，是如此的絕望，只見到被資本家殖民與剝削的可能時，我們又能怎麼譴責這些逃離台灣的年輕人呢？愛台灣的口號是如此的政治正確，也如此的廉價，但愛終究是要有物質基礎的。不讓台灣被資本家解殖的一天，恐怕我們都沒有資格談這些年輕人，愛不愛台灣。

承先起後，左翼卻繼續缺席的台灣歷史－－讀《台共黨人的悲歌》有感

最近讀完了藍博洲的《台共黨人的悲歌》，以戰後中國共產黨派來台灣進行共產黨革命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兼武裝部長張志忠(本名張梗，台灣嘉義人)一家三口的故事做為主軸。而故事的進行自然會對當時戰後動盪的台灣社會進行描繪。

張志忠這個所謂的「匪諜」相關的歷史，長年被密封在白色恐怖的檔案中，我們不得而知是理所當然。但對於大歷史背景知識的幾乎空白，卻也讓我覺得心虛。

固然，從小接受的黨國教育，無論歷史或地理，都還是以舊中國的版圖以及國民黨撤退來台的單一視角，加以除了吹捧「經濟奇蹟」之外幾乎闕如的台灣戰後史，使我對台灣這一百年來的歷史了解蒼白得可以。而在我讀社會所之後，開始接觸較多元的知識，甚至社會運動的歷史後，卻發現幾乎所有人談起所謂的社會運動，大多的起點也頂多是1980年代的「黨外」，多通稱所謂的「台灣民主化」。起自約80年代，解嚴、六四、野百合、阿扁選上台北市長、總統直選、政黨輪替。新的「史觀」幾乎從1980年代才開始。

但1980年代之前呢？長達三十年以上的白色恐怖的台灣史呢？讓我有印象的除了官版的韓戰、美援、中美斷交退出聯合國之外，頂多就是二二八以及很晚近才知道的鄉土文學論戰。其中無論是白色恐怖時期被刻意打壓的，或是所謂民主化之後刻意被忽略，卻幾乎都使台灣左翼相關運動的歷史在官方或非官方的紀錄中呈現空白。

所以在閱讀《台共黨人的悲歌》時，我不僅僅是讀到張志忠一家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悲劇，還多了解當時國民黨撤退到台灣時，確實有相當一部分的人期待著中國共產黨的接收，以及二二八事件時人民行動背後的複雜成因，最少有一部分是左翼武裝行動的事實。

只是非官方的主流論述，總還只是為在白色恐怖後期的台獨政治犯平反，無論是二二八、白色恐怖、甚至是近年的廢死行動，談的多只是「冤獄」以及主張台獨的言論自由不應被打壓。但談到政治犯，這些非官方的主流論述卻幾乎不曾為白色恐怖時期的左翼運動者平反。他們會說某些人被誣賴成共產黨，是冤獄，也會說主張台獨不應成為政治打壓的對象。但當時台灣那麼多的無論是國際共產主義的、日共、台共、中共的左翼活動，被國民黨「消滅」的那些「共匪」，確確實實在進行的是如他們自己所宣稱的左翼運動，他們入獄的理由並沒有被捏造，但卻幾乎沒有看到為他們平反的論述。這些論述中，「冤獄」只包含了台獨份子以及其他可能威脅政府的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的追尋者，但沒有左翼運動者；換言之，因左翼運動而被白色恐怖肅清的，並非「冤獄」。

我不會太輕易的為張志忠的槍決，以及當時一同活動的直屬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活動平反，畢竟武裝顛覆當權者的實作就是紮紮實實的鬥爭，鬥爭失敗的結果確實得承擔。但並非所有台灣的左翼運動都直接與這些人連結，特別在張志忠等人遭槍決後，台灣左翼運動已經很少與中共有直接的組織關係，但因白色恐怖而入獄的所謂匪諜還是數以萬計。從非官方主流論述的角度來看，這些人未必都是「冤獄」－－如果他們確實因主張共產主義而受害的話。甚而在2006年，為補償白色恐怖時期受害者設立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八條第二款中，明訂真正的「匪諜」和「共產黨員」不能得到補償。

白色恐怖是為了對付在國內主張不同政治經濟體制的中國共產黨而起，這是白色恐怖的核心。若我們的「轉型正義」平反的對象，只是因此被無辜牽連的「冤獄」對象，而非那些所謂真正的「匪諜」或共產黨員。那所謂的轉型正義，以及對白色恐怖的檢討，恐怕都很難真正達成。若我們繼續主動或被動的，讓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在官方甚至非官方的主流論述中缺席，繼續讓台灣的左翼歷史成為各方刻意忽略的空白，那恐怕所謂的轉型正義、白色恐怖平反，以至於台灣歷史的書寫，也就只能因此繼續蒼白了。

《聖法蘭西亞西西，請在》 @黃碧雲

如果我來到你的面前。如我一無所有。

如果你學會了謙卑。到底要有多謙卑才不至於虛妄。

聖法蘭西亞西西。你脫下了你父親給你的衣裳，世上一切虛妄之物，你不曾擁有，你赤身走在雪地上，穿上一件農民的咖啡色袍子，在地上隨便拾了一條繩子，束在腰，這就成了以後世代的，法蘭西修士的記認。法蘭西修士：小修士，加柏仙奴小修士，修院小修士。

聖法蘭西亞西西：詩人，兵士，靜默者。並一無所有，後來人就說，聖法蘭西亞西西，黑暗時期中世紀的社會主義者。

一無所有，一如佛祖，但多麼難。

一無所有，一如中國的藍蜢蟻。每個人都一樣，一無所有，後來就生仇恨，生怨憎。

如德蕾莎修女，一無所有，只有三件藍沙麗。但我怎能說她一無所有，她可以打電話給戈巴契夫或者是布希總統。她怎會一無所有，她禱告時候的靜默，成了信徒的圖。她每天早上起來抹地，是她的謙卑與節制。每天早上奧娜來我的小房間抹地，她甚麼都不是，她只是一個清潔女子，從來沒有人知道奧娜，她一樣天天早上起來抹地。

在屬世與屬靈之間，我時常徬徨不定。

並擁抱痲瘋病人，聖法蘭西亞西西。最卑微的，受人厭棄的，你就接近。年輕的哲古華拉，還沒有開始革命，剛考完醫學院的試，騎著電單車，橫越南美洲。他和同伴痲瘋專家醫生愛拔，在這個四千哩的電單車旅程裡面，沒有忘記去探望痲瘋病人。對哲古華拉來說，探望痲瘋病人是人道主義的開啟。

柯林頓家人的牧師、美國黑人民權活動者、一九八八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積斯‧積臣，講道感動了好多人，講完道下了講台可以因活動時間表不合他意思大罵他的助手。與他工作的人說：他可以愛全人類，但他不可以愛他身邊的人。

聖法蘭西亞西西，我們豈能輕言愛。輕言愛，是人的自大與虛榮。

我為我小之又小，微乎其微的人道主義，感到非常羞慚。

那不是你的問題。愛雲思說。如果那些政治難民每個人都說謊，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獲得利益的機會，那不是你的問題，是他們的問題。

如果你感到幻滅。愛雲思說。那不是你的問題。

聖法蘭西亞西西，從來不會幻滅與難堪。如果他跌得很低，他會跌得再低，再低，愈低他愈接近基督。

聖法蘭西亞西西遇上聖嘉爾。聖嘉爾，如果這樣理解愛，愛聖子一樣愛聖法蘭西亞西西，離家出走，到聖法蘭西的小社區去。聖法蘭西亞西西，替她剪頭髮，讓她穿上農民袍，腰間繫一條繩。聖嘉爾和姊妹，赤腳，不穿襪子，不穿鞋，睡在地上，不吃肉，時常禁食，並且靜默守戒，因為言語多罪。

聖嘉爾不言愛。

對於輕言愛，聖法蘭西亞西西，我還是感到侮辱。那麼多人，那麼隨便，我愛漢堡包，我愛可口可樂一樣，輕言愛，我愛你。

如你被輕愛，聖法蘭西亞西西，你可會執著她的手，說，只有上帝，才懂得。

無益之愛，輕佻的所謂愛，令我極為憤怒。但聖法蘭西亞西西，你從不憤怒，心存哀憫。

一二二四年，聖法蘭西亞西西到愛雲尼亞山退修。聖十字日那天，他得到一個聖傷。

帶著聖傷，其實他已經死了，病好重，眼全盲，聖法蘭西亞西西行神蹟。

帶著聖傷，他不願驚嚇他的門徒，用粗布袍，將聖傷掩藏好。

當我說傷害，聖法蘭西亞西西，我如何理解你的聖傷。

愛裡面總有很多傷害。傷害或因為自私，因為軟弱。但聖法蘭西亞西西，那麼靜，將傷口掩藏，並且因為聖傷，而有力量，行神蹟，眼不能見，生命如影子－－這是我知道最美麗的故事，比美人魚的故事，更為憂傷。

帶著聖傷，那麼豐盛的，離開。

我在讀聖法蘭西亞西西。你看，我跟你說話，好像跟神父告解一樣。愛雲思說，如果能夠令到你感覺良好，我是甚麼都可以。


（出自黃碧雲《後殖民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