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1日 星期六

圖書館




我很喜歡圖書館。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職業的第一志願都是圖書館員。想像中那樣的職業可以長時間,隨自己喜愛的好好讀書。

這種圖書館員的想像,很顯然是新自由主義發達之前,還未以效率成本考量為主的圖書館經營下,對圖書館員的牧歌式想像。當然例如網路經典小說《圖書館的女孩》以及村上春樹早期作品中描述的泡沫經濟崩盤前的圖書館員(如《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的女主角),則是同時誘發與加強了我這樣的想像。但這種想像顯然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特別是在去年剛發生周行一為了人力成本大砍圖書館工讀生,導致總圖暫時閉館的這個年代。

但不管怎麼樣,圖書館對我來說還是有種奇妙的,說不清的魅力與魔力,好像在圖書館角落的書櫃深處,會藏有通往魔法世界的秘密通道;或是在下一個書櫃轉角,就會遇見你的圖書館女孩。

不過相較起那樣的神祕,現實中我最喜歡的則是冷門時段的圖書館,例如禮拜五的夜晚。這時待在圖書館的人,經常有不得已的理由,例如臨頭的考試(占多數),或因為沒朋友/太多朋友的寂寞而到圖書館尋求知識或情感上的慰藉。這時圖書館稀少的讀者中隔著的是一種既疏離又親密的距離,雖不互相打擾卻又好似相互理解,這種心照不宣的默契讓冷門時段的圖書館有著溫柔的氛圍,就像一段雙方都知道不會有結果的戀情,彼此依戀著這溫柔,等著晚安曲的響起。

2015年9月24日 星期四

以為

前陣子因緣際會摸了把破吉他,又憶起過去那麼長時間有吉他相伴的年歲。好不容易前幾天終於找到一點時間路過樂器行,買了新弦,今晚將它換上。踏進樂器行時迎面而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氣息,是我曾經一度以為不會改變的音樂生活;就像我曾經以為換弦是如同本能般不可能忘記的,剛剛卻一度需要確認旋鈕的方向。

以為的太多了。九年前,我認識了一位美麗的女孩,以為我們能以好友的身分一起走過青春歲月,但病魔找上她,她以幾乎不可能再更美好的姿態走完最後的人生。今天是她到另一個世界後的第一個生日,這個世界的第33個。比她更年輕的我另一位好友,現在正在加護病房,奮力求生。而這些都不是我以為。

就像我因為一直待在熟悉的環境,以為青春可以無止盡的延長一樣,但事實是,以為並不可靠,以為其實很脆弱。為了活下去我們得不斷放棄這些以為,把自己從「以為」的虛假意識的泥淖中拔出,就像得努力放棄整理永遠不可能結束整理的手機照片一樣。可看似放棄,卻又不真的放棄,是把放棄包含在掙扎中,是帶著絕望的希望,是既珍惜,又豁達。如此放下以為,如此懷抱著以為。

2015年5月31日 星期日

廢死論述面臨的三個問題


廢死的討論又來了。我必須誠實地--且在我的臉書小世界當中,可能是政治不正確的--說,廢死就務實上來說我不認為是現階段最重要,必須投入大量資源推動的公共事務。而且,在推動上廢死的論述面臨許多根本的問題,用各式「拿來就用」的論點支持廢死,經常造成缺乏系統性且互相矛盾的結果。就我自己的角度觀察,廢死的論述經常面臨到最少有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都非常難解,以下簡單陳述:

1.死刑本就是一種為生者而進行的行為。就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對法律的分類,死刑是「報復性」的法律,相對於補償性的法律,它求的原本就不是對受害對象的補償,而是對加害者的報復。這個報復是因為加害者破壞了這個群體的集體情感,所以要對他進行懲罰。也因此死刑有其儀式性,且對這儀式的需求原本就是社會集體而非僅是受害者家屬。
當然這儀式不一定非得是死刑,但必須要能讓集體的報復性情感有出口。一昧的強調寬容慈悲,並且譴責大眾對加害者的情緒是沒有意義的,而且對廢死的推動也會有反效果。說白了,「報復」就是集體的需要。廢死需要的是找到死刑這個儀式的替代選項,且與死刑有同樣功效。

2.死刑與否並不是文明化的標準,它更像是一種文化差異,用死刑來界定一個社會是否野蠻,是一種單線演化的謬誤,且是用自己的文化價值強加在其他文化之上。死刑是野蠻的這種論述極為危險,且是帝國主義最喜愛的。

3.死刑自有其特殊性,但反對國家能夠執行私人所不能執行的暴力這件事,是根本的在挑戰著民族國家的定義。國家是透過壟斷暴力的使用而建立正當性的,無論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或是韋伯(Max Weber)的定義都是如此。在我們還(被迫)同意這個國家構成的前提之下,去挑戰這個預設是非常危險的。如果我們因為「反對國家行使我們不能行使的暴力」而反對死刑,那我們可能必須構想一個不透過暴力壟斷(沒有警察、軍隊)來達成的國家是甚麼樣子。這恐怕是強調「國家不能代我們行使暴力」這個論述所會面對到的最根本問題。

2015年5月17日 星期日

以死的姿態求生

最近常聽見人們以求生的姿態談論死。讓我想起這麼多年經歷過的那些求生的死--或說以死的姿態求生。因為經歷得夠多了,我雖然自己不曾經歷過求生的死,但或許有資格稍微談談。

不像表面上聽起來的那樣冷酷:「不用擔心,他/她不會真的那麼做」。我如果說不用擔心,是因為知道我們應該做的是幫助這顯然是以死的姿態求生的努力,只要不惡意破壞,求生的努力還是能創造出許多機會。而我對於這樣的努力,或許稱不上欣賞,但是尊敬的。對於人們在世間掙扎求生的姿態,不可能嘲弄對待。而無論再怎麼複雜化這種姿態,混雜再多情緒、佔有、躁鬱,都不可能取代那求生的本質。與其說看起來冷酷,不如說,最少我是不害怕的。

但最近經歷的死不是這樣的。我才了解到,原來令人害怕的,並不是以死的姿態求生--一點也不是,真正令人害怕的,是毫不猶豫,或最少是毫無預警的死。那樣的堅決,那樣的決絕。對生者來說,最害怕的是這樣的死。

但我應該會選擇這樣的死吧--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如果我已經沒有力氣再驅動我的身體與腦袋,或是靈魂,但我還是足夠清醒地話,我會希望那樣的死降臨。


2015年2月26日 星期四

為什麼台灣年輕人要去澳洲?

台灣現在面臨少子化危機、勞動力人口逐漸短缺的情況。理論上來說,台灣政府應該要想辦法增加年輕人的生育率,或最少想辦法讓台灣年輕人在國外高薪的誘惑下留在台灣,但到目前為止,政府在做的所有事情幾乎都是倒行逆施。政客(而且從校長到總統都是政客)想的除了中飽私囊就是沽名釣譽。


以統計上來看,台灣2012年申請澳洲打工度假簽證的人有兩萬三千人左右,2013暴增到三萬七千人左右(參考澳洲移民署Working Holiday Maker visa program report 2013),聽說去年有稍微下降,但大致維持在這個數據。台灣25~29歲的人口約160萬,若保守估計澳洲現在有三萬左右的台灣人,就有差不多2%的年輕勞動力在澳洲。明明是台灣最缺乏勞動力人口的現在,年輕人卻只想往外跑。


25~30歲,對大部分的年輕人來說,是他們進入職場的重要學習階段,也是奠定未來職場生涯的基礎。但在台灣,竟然有這麼多年輕人願意放棄自己職場成長的黃金階段,跑到澳洲去「打工度假?」


根據S在澳洲遇到的他國年輕人,例如日本韓國的年輕人,多是在學學生,或是進入職場之前的年輕人。他們將出國打工視為進入職場的條件累積,希望理想企業能因他有能出國闖蕩的勇氣而提高錄取的機會。


但台灣年輕人呢?細數幾個我在澳洲的十天之間遇到的約十位台灣年輕人,只有一位是真的來「打工渡假」的,他存了三四個月的錢,然後打算出遊把錢花光後再回台灣。剩下的其他人是想存頭期款的、領22K領到人生無望的,被台灣的無償加班責任制操到身心俱疲想過過「正常」生活的、甚至有一位已經考取當地大學,希望能定居澳洲的。沒有一位是抱著甚麼來澳洲玩玩,或是增加甚麼職場競爭力的打算來澳洲的。


如果說,其他國家的年輕人,是為了「回」家鄉而到澳洲打工;那麼台灣的年輕人,則是被家鄉「逼」到澳洲的--即便他們不是不愛家鄉。


S在台灣的平均工時約是10~12小時,周末通常有一天要加班,月薪三萬初頭,(違法)責任制,沒有加班費。在她待在最後一間公司不到一年的時間,同部門的幾乎所有同事都換過一輪。因為工作條件實在太糟糕,留不住人,更可悲的是,這已經是台灣職場常態。


現在S在澳洲作簡單的勞力工作,估計周工時約30出頭,月薪換算成台幣約7~8萬,如果她願意像室友努力想要賺一桶金而晚上、周末兼差,月薪可能可以有20萬台幣。而每月開銷約兩萬多台幣。S說,來到澳洲之後,終於有一點知道甚麼是「生活」。在台灣時,S總會說想要找到一個「符合興趣」的工作,所以總是想說要找個看起來還可以發揮創意熱情的地方,結果她的創意熱情變成公司奴役她的藉口,讓她的生活只剩下工作。而到澳洲之後她可以每天準時下班,下班之後還有完整的八小時以上自己的時間,甚至讓她悠閒到會喊無聊。她現在說,回台灣最大的希望就是找到能準時下班的工作,不再提甚麼創意熱情。


從我自己的觀點來說,台灣狀況很簡單,基本上就是呈現一個內部殖民的狀況,這個殖民不是現在很多人吵的甚麼「解殖」,以為打倒國民黨就可以解殖之類的簡單論調。實際上台灣現在就是資本家對普羅大眾的殖民,台灣不管藍綠,不管國族主義傾向或光譜,基本上政黨只為資本家服務,政府慣壞了資本家,所以企業競爭力低落,只用對勞工的剝削來榨取利潤,導致GDP不斷成長薪資卻倒退的荒謬景象,普羅大眾不僅分不到經濟成長的果實,還反被經濟成長所拖累。


當中最首當其衝的,就是逃去澳洲的這群年輕人。低薪、超高工時、超高房價、未來的超高撫養比、即將破產的各種社會保險,逼的年輕人「用腳投票」,離開台灣。在去澳洲以及中途經過新加坡遇到的同世代的年輕人,談到台灣,盡是無奈無語。


記得我在澳洲坐在一位台灣年輕人的車上,聽他談到在台灣工作的惡劣處境,談到在這裡一年又追加一年,現在申請到當地的大學,問他:「畢業之後呢?」


他說:「看能不能在澳洲找到工作,就在這裡定居。」


我想我跟他,都在心裡想著同一個問題,但對話就此中斷,我沒再問,他也不再說。


那問題是:你不打算回台灣了嗎?


我不敢問,是因為我深刻的瞭解台灣是如何把他趕出台灣,讓他不願再回來;他不想提,想必是因為,對台灣的情感,讓他對於選擇離開台灣有著隱隱的愧疚。


但當我們給予台灣年輕人的未來,是如此的絕望,只見到被資本家殖民與剝削的可能時,我們又能怎麼譴責這些逃離台灣的年輕人呢?愛台灣的口號是如此的政治正確,也如此的廉價,但愛終究是要有物質基礎的。不讓台灣被資本家解殖的一天,恐怕我們都沒有資格談這些年輕人,愛不愛台灣。

2015年1月13日 星期二

承先起後,左翼卻繼續缺席的台灣歷史--讀《台共黨人的悲歌》有感

最近讀完了藍博洲的《台共黨人的悲歌》,以戰後中國共產黨派來台灣進行共產黨革命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兼武裝部長張志忠(本名張梗,台灣嘉義人)一家三口的故事做為主軸。而故事的進行自然會對當時戰後動盪的台灣社會進行描繪。

張志忠這個所謂的「匪諜」相關的歷史,長年被密封在白色恐怖的檔案中,我們不得而知是理所當然。但對於大歷史背景知識的幾乎空白,卻也讓我覺得心虛。

固然,從小接受的黨國教育,無論歷史或地理,都還是以舊中國的版圖以及國民黨撤退來台的單一視角,加以除了吹捧「經濟奇蹟」之外幾乎闕如的台灣戰後史,使我對台灣這一百年來的歷史了解蒼白得可以。而在我讀社會所之後,開始接觸較多元的知識,甚至社會運動的歷史後,卻發現幾乎所有人談起所謂的社會運動,大多的起點也頂多是1980年代的「黨外」,多通稱所謂的「台灣民主化」。起自約80年代,解嚴、六四、野百合、阿扁選上台北市長、總統直選、政黨輪替。新的「史觀」幾乎從1980年代才開始。

但1980年代之前呢?長達三十年以上的白色恐怖的台灣史呢?讓我有印象的除了官版的韓戰、美援、中美斷交退出聯合國之外,頂多就是二二八以及很晚近才知道的鄉土文學論戰。其中無論是白色恐怖時期被刻意打壓的,或是所謂民主化之後刻意被忽略,卻幾乎都使台灣左翼相關運動的歷史在官方或非官方的紀錄中呈現空白。

所以在閱讀《台共黨人的悲歌》時,我不僅僅是讀到張志忠一家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悲劇,還多了解當時國民黨撤退到台灣時,確實有相當一部分的人期待著中國共產黨的接收,以及二二八事件時人民行動背後的複雜成因,最少有一部分是左翼武裝行動的事實。

只是非官方的主流論述,總還只是為在白色恐怖後期的台獨政治犯平反,無論是二二八、白色恐怖、甚至是近年的廢死行動,談的多只是「冤獄」以及主張台獨的言論自由不應被打壓。但談到政治犯,這些非官方的主流論述卻幾乎不曾為白色恐怖時期的左翼運動者平反。他們會說某些人被誣賴成共產黨,是冤獄,也會說主張台獨不應成為政治打壓的對象。但當時台灣那麼多的無論是國際共產主義的、日共、台共、中共的左翼活動,被國民黨「消滅」的那些「共匪」,確確實實在進行的是如他們自己所宣稱的左翼運動,他們入獄的理由並沒有被捏造,但卻幾乎沒有看到為他們平反的論述。這些論述中,「冤獄」只包含了台獨份子以及其他可能威脅政府的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的追尋者,但沒有左翼運動者;換言之,因左翼運動而被白色恐怖肅清的,並非「冤獄」。

我不會太輕易的為張志忠的槍決,以及當時一同活動的直屬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活動平反,畢竟武裝顛覆當權者的實作就是紮紮實實的鬥爭,鬥爭失敗的結果確實得承擔。但並非所有台灣的左翼運動都直接與這些人連結,特別在張志忠等人遭槍決後,台灣左翼運動已經很少與中共有直接的組織關係,但因白色恐怖而入獄的所謂匪諜還是數以萬計。從非官方主流論述的角度來看,這些人未必都是「冤獄」--如果他們確實因主張共產主義而受害的話。甚而在2006年,為補償白色恐怖時期受害者設立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八條第二款中,明訂真正的「匪諜」和「共產黨員」不能得到補償。

白色恐怖是為了對付在國內主張不同政治經濟體制的中國共產黨而起,這是白色恐怖的核心。若我們的「轉型正義」平反的對象,只是因此被無辜牽連的「冤獄」對象,而非那些所謂真正的「匪諜」或共產黨員。那所謂的轉型正義,以及對白色恐怖的檢討,恐怕都很難真正達成。若我們繼續主動或被動的,讓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在官方甚至非官方的主流論述中缺席,繼續讓台灣的左翼歷史成為各方刻意忽略的空白,那恐怕所謂的轉型正義、白色恐怖平反,以至於台灣歷史的書寫,也就只能因此繼續蒼白了。

2015年1月12日 星期一

《聖法蘭西亞西西,請在》 @黃碧雲

如果我來到你的面前。如我一無所有。

如果你學會了謙卑。到底要有多謙卑才不至於虛妄。

聖法蘭西亞西西。你脫下了你父親給你的衣裳,世上一切虛妄之物,你不曾擁有,你赤身走在雪地上,穿上一件農民的咖啡色袍子,在地上隨便拾了一條繩子,束在腰,這就成了以後世代的,法蘭西修士的記認。法蘭西修士:小修士,加柏仙奴小修士,修院小修士。

聖法蘭西亞西西:詩人,兵士,靜默者。並一無所有,後來人就說,聖法蘭西亞西西,黑暗時期中世紀的社會主義者。

一無所有,一如佛祖,但多麼難。

一無所有,一如中國的藍蜢蟻。每個人都一樣,一無所有,後來就生仇恨,生怨憎。

如德蕾莎修女,一無所有,只有三件藍沙麗。但我怎能說她一無所有,她可以打電話給戈巴契夫或者是布希總統。她怎會一無所有,她禱告時候的靜默,成了信徒的圖。她每天早上起來抹地,是她的謙卑與節制。每天早上奧娜來我的小房間抹地,她甚麼都不是,她只是一個清潔女子,從來沒有人知道奧娜,她一樣天天早上起來抹地。

在屬世與屬靈之間,我時常徬徨不定。

並擁抱痲瘋病人,聖法蘭西亞西西。最卑微的,受人厭棄的,你就接近。年輕的哲古華拉,還沒有開始革命,剛考完醫學院的試,騎著電單車,橫越南美洲。他和同伴痲瘋專家醫生愛拔,在這個四千哩的電單車旅程裡面,沒有忘記去探望痲瘋病人。對哲古華拉來說,探望痲瘋病人是人道主義的開啟。

柯林頓家人的牧師、美國黑人民權活動者、一九八八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積斯‧積臣,講道感動了好多人,講完道下了講台可以因活動時間表不合他意思大罵他的助手。與他工作的人說:他可以愛全人類,但他不可以愛他身邊的人。

聖法蘭西亞西西,我們豈能輕言愛。輕言愛,是人的自大與虛榮。

我為我小之又小,微乎其微的人道主義,感到非常羞慚。

那不是你的問題。愛雲思說。如果那些政治難民每個人都說謊,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獲得利益的機會,那不是你的問題,是他們的問題。

如果你感到幻滅。愛雲思說。那不是你的問題。

聖法蘭西亞西西,從來不會幻滅與難堪。如果他跌得很低,他會跌得再低,再低,愈低他愈接近基督。

聖法蘭西亞西西遇上聖嘉爾。聖嘉爾,如果這樣理解愛,愛聖子一樣愛聖法蘭西亞西西,離家出走,到聖法蘭西的小社區去。聖法蘭西亞西西,替她剪頭髮,讓她穿上農民袍,腰間繫一條繩。聖嘉爾和姊妹,赤腳,不穿襪子,不穿鞋,睡在地上,不吃肉,時常禁食,並且靜默守戒,因為言語多罪。

聖嘉爾不言愛。

對於輕言愛,聖法蘭西亞西西,我還是感到侮辱。那麼多人,那麼隨便,我愛漢堡包,我愛可口可樂一樣,輕言愛,我愛你。

如你被輕愛,聖法蘭西亞西西,你可會執著她的手,說,只有上帝,才懂得。

無益之愛,輕佻的所謂愛,令我極為憤怒。但聖法蘭西亞西西,你從不憤怒,心存哀憫。

一二二四年,聖法蘭西亞西西到愛雲尼亞山退修。聖十字日那天,他得到一個聖傷。

帶著聖傷,其實他已經死了,病好重,眼全盲,聖法蘭西亞西西行神蹟。

帶著聖傷,他不願驚嚇他的門徒,用粗布袍,將聖傷掩藏好。

當我說傷害,聖法蘭西亞西西,我如何理解你的聖傷。

愛裡面總有很多傷害。傷害或因為自私,因為軟弱。但聖法蘭西亞西西,那麼靜,將傷口掩藏,並且因為聖傷,而有力量,行神蹟,眼不能見,生命如影子--這是我知道最美麗的故事,比美人魚的故事,更為憂傷。

帶著聖傷,那麼豐盛的,離開。

我在讀聖法蘭西亞西西。你看,我跟你說話,好像跟神父告解一樣。愛雲思說,如果能夠令到你感覺良好,我是甚麼都可以。


(出自黃碧雲《後殖民誌》)

2014年6月25日 星期三

接近無限透明的反身性:反省社會學的立場/去立場

「社會學是甚麼?它能做甚麼?它又應該做甚麼?」這三個看似簡單的問題,甚至可能在不同學科可以有近似標準答案的問題,在社會學卻是個極為困難的問題。甚至不誇張的說,自社會學伊始,這問題就爭論不休,而至今仍然如此。

因為我非社會學本科出身,一開始接觸社會學是被女性主義的傳播學者所啟發,當時因為她,我開始對性別議題產生了興趣。我從一開始的「女性主義者都是被害妄想症」進展到自以為是的「生理男的女性主義者」,而後了解女性主義最少在台灣又分為「婦權派」與「性權派」,並透過理解這對立的雙方立場來理解過去對女性主義的盲惡與盲愛。在瞭解性別議題的過程中,我也逐漸了解自己的興趣扣連著過去從來沒想過是甚麼的「社會學」這門學科,於是在大學畢業後再轉考社會學研究所。

在準備考試的補習班中(上次提過有個很好的補習班老師),我第一次了解馬克思的理論,猶記得第一次聽到馬克思的階級論述時的激動,讓我不禁有種「這次真的選對了系」的衝動感,但這樣的衝動很快就遇到了挑戰。

老師為了增進我們的讀書效率,指定我們組成讀書會互相閱讀與討論。當時同組的同學,有一位是已經甄試上研究所,但(反正費用都繳了)繼續來上課的準研究生。她是本科系畢業,已經在社會學打滾了好一陣子。某次,我們在討論「社會學是甚麼」這個剛入社會學門的學生第一個重大挑戰時,我提出了類似「社會學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存在」這樣符合當時我的心境與需求的答案時,她卻安靜也淡然的說:「社會學不是來解決問題的」。她在我的認知上算是我的學科前輩,她的說法對當時的我來說不啻是個重大的當頭棒喝。我忘了當時是怎麼繼續討論的,但她如此確實且篤定的回應,讓我第一次感受到社會學的複雜性。

後來我考入社會學研究所,並在其間加入了勞權團體,寫出學位論文,而後進入政黨工作又離開,回到學校繼續讀博士班。這段期間,對社會學的了解是深入了,從古典理論到現代理論,都有了或深或淺的認識,我確實不太能再如此輕易地說出「社會學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存在的」這樣的答案,我越進入這個學科,越能理解它的複雜性,原先社會學吸引我的那股實踐的動力,原本在初接觸社會學時大聲喊著的「實踐才是社會學」,在真正進入社會學領域之後,反而有些卻步。

在讀碩士時,我同時在勞權團體工作,當時有老師曾說我沒有把在勞權做事的經驗與自己的論文結合很可惜。但其實我正式進入社會學之後反而迷惘了,或許我已經可以回答「社會學是甚麼?」這個問題,而且還可以答出好多個漂亮的知識答案,但對我自己來說,社會學到底是甚麼?又應該是甚麼?反而不再那麼確定。我當時選擇的做法是Weber式的:將學術與政治分離。我將運動的經驗放置在運動領域當中,我也寫一些運動相關的倡議文章,但不是以社會學的角度,也不以社會學研究生的名義去讓人指認──即便這樣的被指認在許多場合都是「政治正確」的。

對我來說,Weber式的割離多少帶有逃避的意味,它代表著我還不能面對一開始問出的那三個環環相扣的問題──最少對我來說它無法回答「社會學應該做甚麼?」,而Weber式的作法是最簡單,卻也是最偷懶的:我將自己的運動經驗和社會學的學習割離,少有互相涉入,特別是在越重要的場合,越避免涉入──例如自己的學位論文。

接近無限透明的反身性

        上禮拜曾老師在演講中提到Gillian Rose所提出的所謂「透明的反身性」(transparent reflexivity),透過女性主義學者在人類學研究中與被研究者關係的反省,思索出這樣的概念。雖然它對作者(及講者)來說是指涉女性主義研究中的立場問題,但其實,這與我在社會學當中所遇到的問題,可說是如出一轍。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當中,秉持著研究者不該「介入」的倫理原則,不去干涉被研究對象的文化傳統,這樣的一種「反身性」,是否最終會使得研究者「透明化」,即使是研究者認為應該介入去改變的狀況,卻因為研究者所背負的倫理原則,失去了改變的能動性呢?

這與我在社會學當中遇到的困境是同樣的。當社會學擁有如此多元的詮釋,且最少有人確信「社會學並不是用來解決問題」,或是如Weber將學術與政治割離,並且尊重這些多元並陳的立場已是社會學界中不可打破的默契時;當我們不斷的反省再反省,不斷地去檢視自己是否有學術內的「預設立場」,並且經常必須遮掩自己的立場或努力使自己「value free」時,這種社會學最珍貴的「反身性」,是否最後會使得社會學成為一個「透明」的學科?使我們懼於表達立場?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的是,即便我們對「透明的反身性」有所批判,即使我們對詮釋社會學的超然有著不滿,但這樣「退一步看」的反身性,卻是我們在進行立場選擇的時候不可缺少的。

去年台灣的五月天樂團,發表了一曲名為《入陣曲》的作品,在歌詞與MV中明顯的表達了對政治現況以及對當時發生的苗栗大埔事件的批判,獲得許多的掌聲及稱讚,但在此時,我也有朋友撰文攻擊五月天,強調五月天長期為有血汗手機爭議的手機品牌HTC代言,缺乏作為搖滾歌手的道德良知,而這次的作品也不過是評估在市場上不會受損才敢發聲,基本上還是秉持著「革命是一門好生意」的原則在運作[1]。我認同朋友的批判,但也同時做出了提醒:

五月天今天確實直接進入了血汗手機的惡的循環,但是如果是一些處在邊緣地帶的行為,例如購買hTC手機的行為呢?我們該如何對這樣的行為自處?拒買?但是當生產的環節越見複雜,當我們的手機用的不是聯電就是德州儀器的CPU,在美國設計,在中國組裝。而且不是只有手機,全球化下的產業鏈,已經越來越少產品能避開這樣的環節。當這些壓迫的環節全部都扣連在一起的時候,我們該如何說自己的手不是髒的?……如果不試著找出一個適當的界線,或簡單來說,一個標準好了。那我們對五月天的批評,最終會反噬我們自己。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多重角色與身分,以及與惡的循環的牽連,終將使我們無所適從。

        嚴格來說,這也是一種「透明的反身性」,但它的價值並不在於阻止表態,而是檢驗立場的確證性。或許在某個程度上或可類似Karl Popper的否証法。

        而又如本學期我們所讀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中,Said對卡謬在阿爾及利亞獨立立場上的批判,認為卡謬將阿爾及利亞視為法國領土並反對其獨立,是對法國殖民傳統毫不批判的繼受與承傳。我在課堂上報告Said的論點時,老師卻也提出了質疑:「如果阿爾及利亞人能過得很好,那獨立與否是否真的那麼重要?」這對原本被Said說服的我來說,也是更進一步的思考。而且這疑問與我經常質疑民族主義者的想法是契合的。確實就我自己的觀點來看說,生活(特別是物質生活)本身的重要性是超過民族主義經常所著重的上層建築的,在這樣的前提之下,阿爾及利亞是否應該獨立,確實或許就沒有那麼簡單的答案。

        只是這樣的思考卻有一個盲點:如果政權不願給一個地區獨立的權利的話,是否也可以去箝制這個地區的其他權利?所以最少保留獨立這個選項的權利,確實也成為了一個判斷人民權利的重要指標。

但這也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如Said般批判卡謬身為阿爾及利亞人卻不知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對殖民母國懷有情感認同的作法。最終來說,我們對卡謬的檢視,應該停留在他是否對殖民母國壓榨殖民地所有批判,而不能那麼簡單的以他是否支持獨立作為判准。

接近無限透明,但並不是透明的

        無論是類Karl Popper的否証論,或是透過辯證進一步釐清問題的所在。社會學並不是用來証成我們的立場的工具,而是檢驗我們的立場的步驟。社會學並不是拋卻立場的虛無主義,這是無論哪個社會學者都會否認的:其實我們經常對事務的立場有類似的共識,這共識或許不是針對單一議題的立場,而是對於立場檢驗的方式。我們不否認立場本身,也不否認自己可能帶有預設,但求的是一個可能可以「共量」的方法論。

        在相當程度上,這仍是接近「透明」的,但這個接近透明中可能不透明的,可能就是藏在這個方法中的預設吧。可能如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中的四個原則所蘊藏著的對人性期待的立場。我必須坦承這依舊是天真的,但我也相信這接近社會學的精神。社會學的反身性,經常性地──幾乎是宿命性的──導致社會學接近無限透明,但無論如何,社會學不會是透明的。

 最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1]《革命也是門好生意? 五月天與血手機的共存共榮》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5697

2013年11月25日 星期一

14歲的指甲:記「世界被曝者攝影展」

[14歲的指甲]

今天去看了綠色公民行動聯盟Green Citizens' Action Alliance 主辦的世界被曝者攝影展( http://gcaa.org.tw/post.php?aid=367 ),真是令人難過的展覽,我不記得我近期內有這麼難過過。

這是讓我最震撼的一張照片的文字說明。當時我端詳了這張照片許久,因為照片所照的物體實在很難辨認。它是兩塊大約三角型的物體,中間有較細的部分連在一起。因為實在看不出來是甚麼,於是我仔細的讀了照片的說明,如果不夠清楚,我打出來給大家看:

「這是中學一年級生手島範明的遺物。


範明在廣鳥市內建築物疏散(用繩子將倒下的屋子移開)時,被曝。那個晚上約10點左右,他搭上朋友的卡車,到家時,臉腫漲的有如西瓜般,母親一直到聽到聲音才敢相信是範明。


一直想喝水的範明,因母親害怕著讓他喝水就會死去,所以沒有喝到水。


無法忍耐的範明君,吸著因燒傷脫落而滲出體液的手指,母親悲痛欲絕。


盼這個指甲,可以為和平盡上一份力,因而捐贈給資料館。

森下一徹
廣島/1982年」

我讀完之後,才猛然驚覺那兩塊三角型的物體,一塊是範明手指第一節的指甲,連著的,是手指節的一小塊肉。而這是範明因被曝過感到極度的口渴,母親又不敢讓他喝水,他吸吮自己已經被輻射大量曝曬過而脆弱至極的手指,於是「吸落」的指甲。14歲的指甲。

了解到這張照片的內容物後,我既震撼又難過,無法在照片前待著。我走開兩步,又想在確認自己剛看到的,於是轉過身去確認內容與照片,可幾乎在照片前落淚,只好用手上的外套掩面快步走開。

還有許多照片,都會不禁令人思考,人類為什麼要製造出核能這種怪物來殘害自己,卻沒有人可以為它負責。當照片展示出一對福島核災的老夫妻在避難的體育館中蒼老而疲倦的面容,旁白寫著「東京電力公司表示不願負責,老先生氣憤的說東電社長的財產應該充公」時,我們怎能不重新思考核能對人類的意義,又怎能那麼簡單的說出那麼進步卻蒼白的擁核論述呢?



p.s這場攝影展有不少令人動容的照片,非常推薦大家去觀賞。地點在松山文創園區,展覽時間只到12/1,請有興趣的朋友不要錯過這場值得的展覽。


2013年10月27日 星期日

一般勞動契約解析


這是某個朋友給我的,剛簽的勞動契約。他說公司其實應該只是簽制式契約,並沒有真的會非要履行不可,只是以防萬一。但是我拿來一看簡直要昏倒,甚麼勞動契約,根本奴隸契約吧,以下簡單解析:

一、第二條:法律上沒有所謂試用期,所以現在居然改成「換約」模式:先跟你簽三個月定期契約,之後再轉成不定期。但一般的持續性工作是不能簽定期契約的,它並沒有符合定期契約的四個條件(請自行參閱勞基法第九條),所以這契約理論上是無效的,會被判定成不定期。但是一般上班族哪懂,簽了之後公司說這樣簽,我三個月就可以直接叫你走,大概就乖乖走了吧。惡劣之一。

二、第四條:甚麼一切事項均同意由資方訂定?是當勞基法不存在喔!這些所有項目都有法令規定,不是資方說了算!甚麼叫做乙方全無異議?就算全無異議牴觸法律也沒有效,但對勞工卻有十足的威嚇效果是真的!超惡劣!

三、第八條:神經病,競業禁止最好是可以這樣隨便你訂。你如果訂個十年不就大家都GG。除非有實質損害,否則這條沒有意義,但如前述,有實質的恐嚇效果!

四、第十條:最惡劣最惡劣的是這條,離職違約金!三個月試用期內如果你自己離職或甚至被解雇,都要賠給資方離職違約金!這前幾年我們在九五的時候就已經主打過,現在情況依舊在。而且最可怕的是,法院會認定這是私法契約,所以判公司贏的機率很高。


台灣的資方簡直是惡劣、下三濫、無視勞基法到一個極致,看著這份還不是特別遇到甚麼狀況,只是請我幫忙分析諮詢一下的勞動契約,就知道台灣的資方是多麼恣意妄為(還有其他小地方沒有特別再說)。勞方如果要有所抵抗,一定得提高勞動意識。對法律的認知還是其次,勞工們的團結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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